乾羽
既然计划生育政策是针对所有人的，有关部门就应该保证政策适用的公平，不能让超生成为富人阶层炫耀财富和地位的特权。而这就需要完善法律，采取更有效的手段，以约束那些想超生的富人。
4月12日《新闻晚报》报道，近日，一名大腹便便的孕妇在丈夫的陪同下，招摇地来到广东省某街道办事处计生人员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存折摔到办公桌上，“这里有2
0万元，随便你们怎么扣，我需要安心养胎，请你们别再上门骚扰了！”近年来，少数高收入阶层原本非常隐蔽的超生行为逐渐公开。
社会抚养费这个概念，是在2002年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出现的：“不符合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但是，社会抚养费并未成为阻挡高收入阶层超生的门槛，似乎只要缴纳社会抚养费，他们就可以超生。这让许多人感到气愤：“有钱人竟然如此嚣张，这种做法简直是向计划生育国策示威！”
其实，想多生孩子的并非只有富人。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的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是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使他们自觉放弃了多生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却可以通过缴纳社会抚养费顺利实现多生的愿望，这不但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平、公正，也使超生成了富人炫耀财富的行为，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当普通百姓必须接受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并且将原因归结为个人财富的多寡时，富人的超生就将对普通人的心理产生冲击。在不能回避的现实比较中，人们就有可能因此而埋怨时运的不济，会因无奈而感叹社会的不公。当然，这样的结果并非超生的富人所能预料的，但由于他们的地位和社会关注度，其超生行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正视高收入阶层凭借财富逾越法律的现象。诚然，一些富人完全有能力缴纳社会抚养费，但他们却不能把超生当成一种特权。据报道，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对高收入阶层超生加重处罚的措施。该措施明确了超生一个与超生两个不一样，高收入者又不一样，只要认定是高收入者，处罚是很严格的，但怎么认定，目前还有很大的难度。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富人超生，更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没有什么特权可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富人用钱“买”到了“超生通行证”。因此，对于有关部门来说，既然计划生育政策是针对所有人的，就应该保证政策适用的公平，不能让超生成为富人阶层的特权。这就需要完善法律，用更有效的办法，来约束那些想超生的富人。 （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