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福建泉州泉港区100多名村民，日前手持铁棍等工具，冲进当地的“普安制革集控区”，打砸了4家工厂。凡是能砸到的玻璃无一幸免，许多办公家具和汽车被砸坏，两条看门的狼狗也被打死。从照片上看，现场只能用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来形容。（《海峡都市报》4月11日）
一向被认为是胆小怕事的农民，为什么会采取如此暴烈的行动？原因很简单：集控
区内的皮革厂排出的废气和废水严重污染了周边环境，“受影响的村民有五六万人”。自从这些工厂投产后，村民们不仅找不到清洁的水来灌溉农田，甚至连饮用水也“越来越难喝了”。从厂区飘出的难闻的气味，被风吹到附近村庄后，一些人会恶心、呕吐。
村民们大概觉得，与其在被污染的环境中生病而死，还不如拼一下，说不定能寻到一条活路。
必须指出，无论如何，用打砸的方式解决问题，都是严重违法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和舆论的谴责。但政府在这起事件中究竟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
其实，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早就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无形中会给社会带来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这就是企业的“外部性”；其中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负外部性”。
显然，泉州出现的这起打砸事件，正是企业的“负外部性”带来的。从报道中看，他们解决的方式是给周边的农民以经济补偿。但现实情况是，外部性既有经济性质的，也有非经济性质的，有些社会成本的价值根本就不能按市场价格计算。在泉州发生的这起事件中，一位接受采访的老汉就用质朴的语言说出了其中的道理：“宁愿不要钱，钱和身体健康你说哪个更重要？”
无疑，健康无价。当一件东西没有价格的时候，就不能用市场的方式来对待了，这时就出现了“市场失败”，只能由政府出面来解决。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而有效地解决，那么被迫承担社会成本的群体，就很可能会自己动手解决。
所以在我看来，政府从这一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时，要时刻牢记这样一条原则：自然人的人权高于法人的权利。不能以权衡经济上的利害得失为理由，放纵企业法人侵害自然人的权利。
我们知道，企业法人也有生存权、人格权、发展权，但是，法人应当在不和自然人的人权相冲突的前提下，谋求生存和发展。皮革公司要生产皮革制品，首先就应当考虑到工厂附近居民的生存环境问题，如果污染问题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案，那么政府就不能允许工厂投产。因为人类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追求全体人类的共同幸福，如果发展生产以牺牲自然人的基本人权如健康权、生命权为代价，那么受害者的反抗以及价值观的混乱，最终会产生无法预测的严重后果——就像泉州这次发生的打砸事件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