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中国性病发病率每年以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加，呈逐渐上升趋势。据官方统计，2005年中国感染性病人数达70万，成为中国五大传染病之一；性病感染者主要集中在三类人群：性工作者、同性恋者及嫖娼者。
在21日举行的第七届重庆高交会上，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性病控制流行病学室主任陈祥生作了如上表示。(4月21日 中国新闻网)
陈祥生主任的结论是权威的，可信的，从目前的资料看，此结论没有参杂各种潜伏的利益，不同于一些企业为促销其性产品而做得中国“性现状”的所谓科学调查，因此陈祥生的“危言”值得重视。也就是说，面对着性病以“20%至30%”速度“突飞猛进”的趋势？该如何遏制之，是每个有良知的公民应关心的事。
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各种因素出发，必须承认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性病不可能从根本上根除，诚然历史上曾有性病一度短暂消失的记录但时间均不长就死灰复燃。这极少数的个案不能推翻“性病不能从根本上根除”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性病的存在，是人性中固有的阴暗面的展示或放大。只有承认这个前提，我们才能理性地寻找遏制“性病”泛滥的药方。那种因恨、厌恶、反感而生出的言论，无论多么有理性、多么冠冕堂皇，均免不了“感情用事”的指责；那种为追求“道德政绩”而采取的严厉、完美的打击卖淫的措施，从长远看，均是性病过于泛滥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而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性病的潜伏增长。
对于性病的快速增长趋势，陈祥生给出的药方是“全社会齐抓共管，提高民众的自我保护能力”。这是一条不错的建议，也是一条大而无用的建议。因为他模糊了性病防治的具体责任。但是，陈祥生的断言“性病防治是一种社会性的疾病”是对的，这种“前提”和“药方”相互抵牾的悖论，在于未抓住医治性病快速蔓延的关键。即：性病感染的三类人群：性工作者、同性恋者及嫖娼者。
除了嫖娼者，性工作者、同性恋者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因各种原因染上性病，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社会环境的错。但在社会环境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同情的理解”和“有序的管制、教育”就是一种最有效遏制性病泛滥的可行措施，从这个意义上，立法，虽有为性工作者正名的嫌疑，但依然是目前遏制性病泛滥的最好的策略之一。而对于嫖娼者群体，除了道德谴责，加重经济惩罚的力度外，让他们懂一些性病的知识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总之，面对性病增长的“突飞猛进”，碍于脸面，捂着、盖着，藏着的做法实际上起到了纵容的责任，而只有在“恨其不争气”的同时正面应对，采用法律、经济的、教育、乃至政治的等“医疗”措施，才能遏制之。
作者：刘继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