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度因大学种姓配额制度改革引发的抗议愈演愈烈，在一些地方，学生上街游行、绝食、医院关门甚至个别学生试图自焚抵抗等发生骚乱事件，引起世人瞩目。笔者所在的尼赫鲁大学的部分研究生,也冒着43-45度的高温，纷纷走向街头抗议政府提出的印度大学执行“种姓保留制度”。
所谓“种性保留制度”指的就是印度政府曾经规定印度大学必须为来自低种姓、部
落和“落后阶层”的中学毕业生保留22.5%的入学名额。最近辛格政府又提出，将这一配额比例提高到50%，并从公立院校拓展到印度所有大学。这样一来，引起了在校学生、医院等部分师生和医生的抗议。
实际上有关种性保留问题在印度历史上历来就是一个颇有争议并且经常发生冲突并引起骚乱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印度独立后，《印度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安培得卡尔博士曾经指出：印度社会是建立在等级的不平等原则上的，它对一些人意味着高贵，而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卑贱。如果我们继续长期否定平等，我们就是在拿我们的民主政治冒险。我们必须尽早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那些遭受不平等的人将打碎这个制宪会议努力建立起来的政治民主结构。本着这样的精神和理念，《印度宪法》一开始就规定在考试制度、工作机会等方面为低种姓、部落和“落后阶层”、“不可接触者”等给予一定的“补偿”，即规定对他们实行保留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保留”问题的争论、冲突等等并未因为有了宪法的规定而停息，相反这方面的争论、冲突几乎从未停止过，而且发展到今天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表面上看，这场愈演愈烈的种性“保留”问题的争论，好像是一个围绕国民教育的机会是否应当平等而进行的一场争论，但是在本质上却是几个世纪以来，影响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种性制度的冲突和斗争的延续。
众所周知，印度的种性制度由来已久。了解印度，必须要了解印度的种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理解印度社会的一把钥匙。笔者的理解是，印度种性制度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生而不平等，尤其是被严格规定的至高无上的高贵的“婆罗门”高种性制度与“不可接触者”的制度，更是从宗教意义强化了种性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但是这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种性制度对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印度一位学者说，“种性、经济力量和政治态度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印度，不同的种性制度拥有的经济力量直接影响他们对政治生活的态度和参与。毫无疑问，印度高种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由此可见，这种几千年来建立在印度教基础上的不平等的等级森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种性结构、种性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必然会对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首先，从微观层面上，不同的身份和种性影响和决定着人们很难平等地在一起参与社会分工和劳动协作。劳动力的职业选择由出身和种性决定，就业结构以及社会地位由出身和种性决定，饮食习惯、消费结构、生活方式以及教育机会等等，几乎全部由种性结构决定。从宏观层面上看，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等同样由不平等的种性和等级结构决定，并且种性制度政治化和政治制度种性化的趋势同时出现在印度。同时，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科技进步等现代化意识和观念同样受到种性观念所谓“纯洁与污秽”的排斥和反对，例如，受到“纯洁与污秽”观念的影响，高种性的人们可能不会接触动物和杀生，这导致了现代实验技术和生物科技的发展缓慢；有时候一项重要的科学实验却被高种性的人视为不洁行为，因此只好由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低种性者去完成，等等；高种性者倡导的素食主义、节食主义以及“苦行僧”式的简化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抑制了市场消费需求和社会消费水平。因此，印度经济增长被人们称之为“印度式的增长”，其含义就是“印度教徒式的缓慢增长”。应当说，印度独立以来，其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都保持了2%-3%的缓慢增长，这与其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和要求快速发展的实际不相符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都在出现不同形式的高速或者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印度却保持了长期以来的缓慢增长即“印度式增长”，之所以如此，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受到了印度种性制度的制约和抑制。
也正因为如此，印度式的增长无法满足其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特别是今天，印度经济尽管已经开始摆脱了长期的缓慢发展的过程，进入了相对较快的增长时期，但是其6%的增长速度仍然无法达到消除贫的作用，至今为止，印度仍然有占全国总人口的28%甚至更高的贫困人口；而且这种增长同样也无法解决面临的巨大的失业压力。尤其是最近几年，印度大学生毕业后，面临着与中国大学生毕业后同样的尴尬：就业压力巨大，甚至出现“毕业等于失业”的情况。因此，当他们无法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时，他们要么选择继续深造，要么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类似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其竞争激烈程度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高等学校、政府部门又为了“补偿”低种性和落后阶层、部落，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对他们实行一定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下，最近辛格政府提出还将“保留”比例进一步提高，因此引起学生的反抗和抗议便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的看法是，要解决低种性和落后阶层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不在于要不要“保留”，而在于如何从根本上消除影响印度社会几千年来的社会毒瘤即种性制度本身。正是这种种性制度本身造就了印度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种性制度不解决，即使给予落后阶层和低种性更多的“保留”，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印度的低种性和落后阶层的问题。其次，目前的关键点并不是要通过“保留”来急于解决落后阶层的经济地位，必须看到，经济不平等在发展中国家都有，而且一般说来，经济不平等总是决定着社会不平等，但是在印度，落后阶层的经济不平等从本质上是由印度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平等所决定的，因此，关键是如何实现印度的社会平等目标。第三，印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和开放的新时代，尽管其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比不上中国，但是走向市场经济似乎已是印度的不归之路。因此，如何发挥印度政府和市场两种制度优势和资源配置方式，在推进制度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发展经济，努力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带动就业增长，积极创造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物质基础。这是解决所谓“保留问题”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种性制度的一个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