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费谁来付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向全国政协会议转交了一份同性婚姻法提案，成了全国“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当记者提出采访时，李博士的助手告诉我，“采访15分钟内免费，一小时以上按每小时500元收费”。 当记者采访结束后，李银河说：“一个小时多一点，就算一个小时吧。”然后记者给了500元，但没好意思要发票和收据，因为那样的话她尴尬，记者也尴尬。 （3月9日 《广州日报》）

　　不知道政协委员李银河是怎么考虑的，但从公众角度来说，这无疑是阻碍了公众的知情权的延伸，众所周知，记者是服务于公民获知需要的社会专职人员，记者的采访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公民的知情权的延伸，在访谈过程中，记者所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广大关注此事件的公民，如果记者采访代表委员们要付费，这费用怎么出，该谁出？是不是说公民要为自己的知情权付费? 或者说，记者不付费，就没有采访权，不能给与真实材料，公民也得不到完整可靠的信息？可是，代表委员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是民意的代表人，公众对他们有天然的知情权。

　　另外，采访要付费，媒体运作成本势必增加。既然已经是“商业运作”，报纸杂志提高售价，加大广告版面也顺理成章，可这样势必造成报纸贵，广告铺天盖地，新闻质量受到冲击……并且，采访既然要付费，报道为何就不能收费，搞有偿新闻报道？我要得到信息，得给人家付钱。你想宣传信息，好，付钱！到那时新闻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就很难保证其公正性、真实性了，你付的钱我满意倒还好，若你付的钱少，我报道宣传的信息自然打折扣，没准还编个故事……这样的新闻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公民得到的信息又有何保证？谁愿意花钱买这样的“金钱新闻”？

　　虽说国外有这样的付费，但对于我国来说并不适用，我国的新闻媒体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业组织，它是兼具政治性和商业性的，新闻事业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某些媒体为了得到独家新闻，采用付费手段，这其实和记者收红包其根本性质也是一样的，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所有关系，违背了职业道德，也影响社会氛围形成，造成了许多不公平的产生。

　　因此，记者采访要付费，公众丧失部分知情权，得到信息的可靠程度也大打了折扣，甚至面临更多的不公平现象，说到底还是公众为这个采访费埋了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