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广东东莞——这个中国制造业名城的街头，出现一支队伍。他们在马路中央拉起横幅、海报，冲过往的路人大喊：1000万买回儿子！

　　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他们为何走上街头？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刘平

　　“拐卖儿童、妇女的犯罪活动近期在不少地方又重新抬头、发展蔓延。”2009年4月9日，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拐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张新枫在公安部会议上表示。 一场持续至今年年底的“打拐”专项行动将在全国范围展开。失子多年的家长，看到一丝曙光。

　　6天后，广东东莞——这个中国制造业名城的街头，出现一支队伍。他们在马路中央拉起横幅、海报，冲过往的路人大喊：1000万买回儿子！

　　海报上，有着“在派出所被拐”“在家门口强行抢走”等内容。两个小时后，游街队伍被防暴警察驱散。

　　“新莞人”的噩梦

　　郑春忠上午9点后赶到东莞市政府时，其他家长已聚在门前的草坪上，约40人。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互相叫不出名字。郑春忠只知道，穿格子衣服、声音嘶哑的女子是叶锐聪的妈妈，穿白色衬衣、表情颓废的中年男子是宋志辉的爸爸。他们是媒体曾报道过的东莞寻子联盟成员，因孩子在东莞失踪，走了到一起。

　　自全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在东莞的诞生，这里的企业如雨后春笋，在32个镇街迅猛发展。不到200万人的东莞，吸引了中国各地近900万的外来务工人员。33岁的郑春忠和其他家长一样，正是被称作新莞人中的一员，2002年，从福建莆田到东莞寮步，在塘边市场开早餐店。

　　但对富足生活的梦想被儿子的失踪打破了。2003年4月19日，郑春忠3岁大的儿子郑沙龙和邻家女孩到屋外玩，5分钟后，小女孩跑进屋，“哥哥被一个阿姨带去玩了。”凌晨3点不到就起床张罗生意的郑春忠一下子就懵了，塘边市场早前就丢过男孩子。

　　塘边市场紧靠莞樟路，是东莞三大交通要道之一。来往长途车辆一到高峰就会堵车，市场加上闲散的摊位有300多个，做生意者九成是新莞人，人员和治安复杂。“这类市场正是拐骗儿童的高危区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志伟说。他是北京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法律顾问，根据全国上千例求助信息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根据张的分析，这也是儿童被拐骗的新变化——前几年，被拐儿童输出地以云贵川等经济落后省份为主，最近几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被拐儿童输出地，相应从传统的偏远山区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蔓延。东莞的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外来人口聚集之地，往往是治安死角，父母为了生计无暇照顾孩子，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2007年，东莞警方披露的大朗镇“3·23”拐卖儿童案，被成功解救的8名儿童，就是在大朗镇的巷头村、长塘村等地被拐。

　　郑春忠两口子跑出去，果真再没看到儿子。邻居说，两个妇女，30多岁，说要带郑沙龙去买衣服，小孩不肯，她们就拿了两个泡泡糖给小孩，连哄带骗拐走。

　　从那时起的6年里，郑春忠踏上了漫长的寻子路。第一个星期，郑春忠发动30多个亲朋，分成6组，以东莞为中心，往西找到广州，往东找到惠州，往南找到深圳，莞穗深三地的大小汽车站、火车站都走遍了，1.5万份寻人启事贴出去，一条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

　　寻子无果的郑春忠，向福建老家当警察的初中同学求助。对方的建议是，单枪匹马不如联系同样丢孩子的家长，制造一些新闻，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这正是东莞民间寻子联盟诞生的背景，郑春忠成为发起人之一。彼时，国内还没有类似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这样的民间公益团体。

　　于是，郑春忠尝试搜集这样的信息——在贴寻人启事时，他会把寻子的电话抄下来，回家联系。联系第一个家长时，郑还被对方当作骗子。直到2003年7月，郑春忠通过这种方式已联系到寮步、黄江、大朗三个镇的寻子家长19人。寻子联盟第一次公开亮相，集体寻子的事迹被媒体广泛关注，7月底，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及部分香港媒体报道。 6年过去，东莞寻子联盟的名单上，已经从最初的19人，增加到179人，后面4个最新取得联系的寻子家长，来不及电脑打印，直接用圆珠笔加在了名单的末尾。郑春忠受访时反复强调，这一百余人的名单，只是他从2003年开始在民间搜集而来，范围仅涉及寮步周边石排、大朗、黄江、茶山、长安等几个镇街，樟木头、清溪、塘厦等大镇都没有，“(179人)只是32个镇街的极少部分，是冰山一角”。

　　郑春忠据此按常理推断，最近几年东莞失踪儿童的总和不会低于1000人，这正是此间媒体报道时引用的民间统计数据来源。郑春忠坦陈自己没有书面证据，而东莞警方此前受访时则表示，“目前有关部门仍无法统计具体数目，家长报的数目或有夸大”。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见到了这份东莞寻子联盟收集的失踪名单，发现179人的名单中，失踪地大部分登记在东莞境内，但也有至少50人的失踪地，在东莞以外的广州、深圳、惠州等地。

　　寻子联盟内部联系，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紧密，他们只在有线索时电话交流。2009年4月13日，郑看到一则新闻，4月9日，公安部部署全国范围“打拐”专项行动。这让寻子6年的郑春忠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

　　“现在全国‘打拐’，东莞一直没好的消息，我想去找市长表达诉求，希望能引起他的重视，督促警方加大侦查力度。”郑春忠拿起寻子联盟名单，跟片区的牵头人挨个打电话。

　　本来慢慢失去寻子信心的家长，大多数在电话里同意。但也有不愿去的，郑说，多年前失踪的小孩，家属坚持找到现在，有的已身心疲惫，还有的因妻离子散，已经离开东莞。

　　在名单上，去的打“√”，不去的划“×”。寻子联盟约定：4月15日，每月的市长接待日，上午10点，东莞市政府门口见。

　　诉求：“我们要见市长”

　　10点10分，在人群涌进市政府信访办被“请出来”后，郑春忠和邓惠东两人做代表，第二次进入信访办。这时，门外情绪激动的家长，从塑料袋里掏出备好的寻人启事。

　　寻子联盟准备了两幅3米宽的巨型寻人海报，这是邓惠东想的主意，她搜集失踪儿童的相片，然后找到寮步镇一家小型广告公司，以160元/张的价格悄悄制作了5幅，每幅上面印有49张作为“实证”的照片，题头则是“东莞所有失踪家长倾家荡产 变卖家产 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加粗字。

　　4月17日，在寮步镇上底东冲新村5巷4号的家中，声音嘶哑的邓惠东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讲，“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没有哪一个家长能拿出1000万，但如果有必要，每个失子家长可以凑份子，一人1万，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万。

　　在东莞寻子联盟一些家长看来，邓惠东是一个“勇敢”的人，尽管不过30岁出头，但她寻子的决心和毅力却是常人所不及，当然，这也与她是东莞本地人的背景有关。

　　2001年，邓从东莞一江之隔的博罗县嫁到寮步上底叶家，次年，大女儿出生。叶家两代单传，都盼着要儿子。2007年正月十一，叶锐聪来到人间，这可乐坏了一家老小，光是起名就花了400块钱。

　　孩子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父母用煤气炉熬粥喂他，爷爷骂“没营养”，专门上后山荔枝林，砍回枯荔枝，每天五六点起床生火熬粥。

　　但这块宝没在家人掌心放一年，就掉了。

　　邓惠东称：2007年11月12日下午5点，邓惠东正在厨房为9个月大的叶锐聪烧水，女儿用小自行车载着弟弟玩。忽然女儿一声尖叫，邓跑出门一看，在房屋的拐角处，一辆用纸皮包住车牌的白色小型长安之星面包车，车门洞开，车内的人已把叶锐聪抱进去，只露出一对小脚，7岁的女儿死死抓住小脚不放，但在面包车的冲劲前软弱无力。这位母亲还没有回过神来，面包车已经冲出去好几十米远。《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在邓介绍的现场看到，叶锐聪被抱上面包车的位置，离家门不到10米。

　　事实上，邓惠东的遭遇非常特殊。据郑春忠多年寻子经历，加上寻子联盟信息，90%以上的失踪儿童都是外来打工人员子女，父母基本都是小商小贩，在179人的寻子名单中，邓惠东是唯一的东莞本地人。另外，郑了解到，以前拐骗小孩的方法主要是大孩带走小孩，或用棒棒糖诱骗，最近几年，则出现直接抱走或开车抢走的极端方式。

　　郑春忠还发现，失踪儿童以2岁~6岁居多，90%以上是男童。张志伟介绍，截至2009年3月，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成功寻找到及解救被拐儿童34名，根据志愿者的解救情况分析，被拐骗儿童的买入地，以山东、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为主，这些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但思想又相对保守和传统，崇拜男丁，深信“多子多福”。

　　得知潮汕地区是重灾区后，郑和邓都曾先后实地寻找。2003年5月，郑春忠循着线索来到潮汕地区，他和朋友租来20元/天的自行车，在村里一边踩，一边呼喊，但当地熟识的小卖铺老板对郑讲，买小孩确实很普遍，就是不能告诉具体谁买。无奈之下，郑买来两条烟，请当地的混混帮忙，没几天，就收到7条线索。混混用数码相机拍下照片，但里面没有郑沙龙。2008年，在寮步办案民警的陪同下，邓惠东也来到潮州，苦寻40天，依旧无果。

　　有调查表明，男孩2.5万一个，女孩700元一个。中国的人口贩卖集团内部已形成诱拐、绑架、收购、运送、批发和零售等“一条龙”的托拉斯。2007年，东莞警方披露的一起拐卖儿童案足以佐证：6人负责“拐”，专门在大朗物色并拐走男童；其中1人乘坐长途客车将所拐男童带至福建；再由负责“销”的2人，通过在莆田市、厦门市寻找买家，以1.3万元左右的价格将被拐儿童卖掉。

　　2004年，东莞寻子联盟接到线索，河源有人放出风声，有小孩卖。郑春忠寻子心切，也顾不上风险，和其他家长一起，假扮买小孩的买主，到河源看货，对方拍着胸脯担保“货源充足”，还掏出一沓照片，有十多张，郑注意到，其中一个孩子很像第一个加入寻子联盟者之子黎子豪。回到东莞后，郑把信息反馈给东莞市公安局，警方派员奔赴河源，将这个人贩抓获，解救出包括黎子豪在内的十几个被拐儿童。

　　“孩子找回来后，刚开始2个月，父子两个还经常到我的店来玩。”郑春忠说，当年底，东莞警方又成功解救多名被拐儿童，但里面没有他的儿子。

　　“如果儿子找不回来，这个家肯定会散的。”邓惠东的眼角噙着泪花，以前有说不完话的两夫妻，现在相对无语，不时大吵。2008年，通过宝贝回家网站，这位母亲与郑春忠取得了联系。

　　10点50分，郑、邓走出信访办。“我们要见市长，”郑和邓说，但对方要求派5个家长代表，“我们认为，一个家长就是一个家庭，5个家长不能代表所有的失子家庭，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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