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位退休副省长镜头中的城中村 

　　常在村里转悠，他也碰过许多“钉子”。一次，他在一家工厂门口拍照，一位中年女性从远处冲过来大喊，“我的工厂不让拍”，还指着自家门面问，“你是环保局派到这里抓我证据的吗？”

黄昏，城中村女孩背影。受访者供图

　　文|新京报记者罗芊 编辑 | 胡杰

　　天刚亮，早点摊冒起了热气，满头银发的老人家仔细箍好头发，背着手逛市场，外套的口袋里放着折叠整齐的环保袋。

背着手买菜的老奶奶。受访者供图

　　一排中年男女站在路边，面色疲惫，举着红色的招工牌，上面手写着，“招车位临时工，整件8元”，“打边，两名，长工”，有人专门在落款强调，“东北老板”。

　　正在取钱的农民工夫妻，妻子输密码时，丈夫紧紧贴在身后，右手高高撑起，青筋暴露，生怕别人把密码看了去。

农民工夫妇取钱。受访者供图

　　这是熊盛文拍摄的广州城中村。

　　他67岁了，2012年退休后开始学习摄影，退休前，他曾任江西省副省长多年，分管农、林、劳动保障和扶贫等方面的工作，“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农民工”。

　　不长的摄影生涯里，熊盛文的镜头记录了许多面孔——一群在寺庙里长大的孩子，大学生村官，广州城中村里的“村里人”，香港街头的菲佣、流浪汉、站街女······其中，受关注最广的，是他镜头中的城中村。

广州城中村里的流浪汉，睡着时把自行车放在身子内侧。受访者供图

　　有媒体把他拍摄的广州城中村照片发布在网络上，当晚跟帖数过万。有读者看哭了，写了200多字的评论，称城中村是自己“留在大城市的希望”，并说“谢谢你，留下真实的一幕，满满的回忆和亲切感”。

　　都市里的村庄

　　某种程度上来说，熊盛文的退休生活和其他老人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他被病痛缠绕，多走一些路便膝盖疼，时不时便得往医院跑。

　　他会为了照顾外孙，做“候鸟老人”，在外孙上学期间从南昌去广州，每天接送孩子。

　　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些不同之处，熊盛文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带孩子，几乎被“摄影”挤满了。去广州带外孙，他也舍不得放下相机。

　　在任时，作为副省级官员，熊盛文几乎没有自己的娱乐时间。 “天天开会，天天批文件”。

　　退休后，他便一头扎进了镜头的世界里。每天清晨，4点钟起床，集中回复完所有的微信，看完当天的新闻，要么出门拍摄，要么便打开电脑，挑选昨天拍好的照片，注明拍摄场景和故事。

守仓库的老人。受访者供图

　　夫人都打趣他，“太勤奋了，我每天睁开眼，旁边都没人”。

　　2016年，他客居广州，发现高楼的背面不远处，有一座“都市里的村庄”。

　　虽然地处繁华地段，那里房屋低矮，楼挤楼，人挤人，天空细长，总被蛛网似的黑色电线划破，像个“黑森林”。

　　“森林”的地上总是湿漉漉的，汪着一滩滩污水，头顶总有些不知来处的水滴落下。小巷弯弯绕绕，只能容纳一辆电动三轮车通过，送快递的车一过来，人得“跳起来”躲进路边的店铺里。

城中村里的修车铺。受访者供图

　　他心里清楚，“城中村陆陆续续在改造，将来这些景象都会消失”，想把这些人记录下来。

　　一开始，他本想通过广州的公务员朋友介绍当地的村干部带他进村拍摄，结果对方说，“城中村有什么好拍的，来，我带你去拍广州的景观工程，很漂亮的”。

　　官方路线走不通，熊盛文只好自己想办法。他找了村里一处市场的二楼，每天定点在那里，混个脸熟。有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便说，“我是报社记者，退休了，拍着玩玩”。

　　去的多了，真有人相信他是报社记者。一天，一位环卫工人凑过来问，“你是记者吗，你晚上三点钟来拍，这个地方好脏的，你赶紧来曝光一下！”

　　后来，一位湖南老人觉得他脸熟，主动和他打招呼，“又来啦”，他赶忙搭话，和人聊家乡，聊带孙子，聊现在看病难，聊完了，末了问一句，“能不能带我去厂子里拍些照片？”

　　就这样，熊盛文第一次走进了工厂。老人带他一进工人宿舍门，里面原本空荡荡的屋子，忽然从布幔里伸出一只脚来，他赶紧按下快门，记录了“工人刚睡醒那一刻”。

刚进宿舍门，熊盛文抓拍的“工人睡醒瞬间”。受访者供图

　　对于一个拍者而言，在村里抓拍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生活喧嚷，像一条小河，每天都在奔腾流淌，熊盛文的食指一直在快门键上“待机”，攫取几朵小浪花。

　　有时是背脊佝偻拎着蛇皮袋的拾荒老人，有时是戴着口罩被碎布片包围的车床工人，有时是站在早点摊前面等餐食的“打工子弟”。

　　常在村里转悠，他也碰过许多“钉子”。一次，他在一家工厂门口拍照，一位中年女性从远处冲过来大喊，“我的工厂不让拍”，还指着自家门面问，“你是环保局派到这里抓我证据的吗？”

　　善意的谎言

　　近距离拍摄时，熊盛文每次拍摄前，都会和工人们聊天。

　　刚走进工厂时，大家不熟悉，总有工人问他，“你拍这个干什么，会不会上报”，去多了，工友们都跟他开玩笑，“你给那个新来的毛头拍一下，明天让他上头条”。

　　为了拉近和被拍摄者的距离，熊盛文会告诉工友们自己住在哪个小区，孩子多大了，外孙最近顽不顽皮，“除了职业隐瞒了，其他的都说”。有些工厂去的次数多，工人常邀请他一块儿吃饭。

　　很自然的，工人们也会和他分享新鲜事，聊最近看到的各种新闻，还有厂子里的“大新闻”，“你看那个角落里的，就是老板的未婚妻”。

　　他也和老板聊天，对方会倒苦水，“老板就是名声好听，我都60多岁了，又要找销路，又要煮饭，过年放假有订单我们都自己做，去年我和两个儿子一起开厂，赚了不到40万，一个工人一年都赚七八万”。

一位工人还保留着农村的习惯，在楼道里蹲着吃饭。受访者供图

　　接触下来，熊盛文发现，许多被拍摄的工人，很想要自己的照片留个纪念，他会加工人的微信，回家后把拍好的照片导出来，一张张发给对方。工人忙碌，常常回复简短，多是“拍得很好”，“谢谢”。

　　在朋友圈里分享照片时，熟悉的人会在下面留言，称呼他为“省长”，夸赞他照片拍得好。但是工友们看不到这些评论，除了其他工友，他们和熊盛文几乎没有共同好友，他们始终把熊盛文当成一个报社工作人员。

　　结束一段拍摄过后，他专门做了一本台历，选了12个人的照片，只要台历上露脸的人，他都送了一本。

　　闲聊时，常有工人好奇，“你现在不上班，一个月有多少钱”，他会回答，“那肯定没有你们高咯”。

扛着蛇皮袋上楼的工人。受访者供图

　　他知道，工人辛苦，这样回答，他们心里会比较高兴。有一回他去厂子里拍摄，等到11点工人都没来，一问才知道，昨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五点才走，订单催得紧，厂里黑板上写着：赶货，今晚必须出货！

　　最平淡的，最真实的

　　在退休官员圈子里，摄影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爱好。

　　江西有位老省长，爱拍大江大河，一位退休的政协主席，喜欢拍花鸟。

　　刚学摄影时，熊盛文没有自己的偏好。他发现，相比于大好河山，自己更喜欢捕捉普通人的情绪，“他们是最平淡的，也是最真实的”。

　　有一次他下乡，发现有位年轻人在给老奶奶数衣服，一层层数过去，五颜六色的，一共7件，老奶奶笑呵呵地说，“好几个小辈买的，他们今天都会来，穿出来他们高兴”，他赶紧拍了下来。

穿7件衣服的老奶奶。受访者供图

　　还有一回去大学拍摄，熊盛文抓拍了人群中一对母女，在学费缴纳点，母亲手里紧攥着多年的积蓄，数了又数，女儿的目光久久停留在母亲手上，若有所思， “这样的照片，是有感情的，能看出来女儿在心疼母亲”。

　　有时候夫人看他的照片，会觉得感动，她说，“我和他在一起快40年了，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我爱你，反而是看他的照片，会感觉，原来他是一个细腻、浪漫的人”。

　　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喜欢拍城中村这种“底层生活”。

　　熊盛文说，他也是平民出身，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医生，家里有 6 个孩子。那时，父母两个人工资加起来不到一百元，要养一家八口人，还要赡养老人。

　　文革时期，他上山下乡，从育秧到收割，整个流程他都干过，非常了解农村的生活习惯。

　　加上工作后一直分管劳动保障这一块，和“打工者”接触很多，他对这些人的生存状态非常了解，感受很深。

　　江西是农民工输出的大省，每年有几百万农民工输出，熊盛文记得，自己在任时，江西省有时候在沿海打工的人数超过整个江西省的劳动岗位数量，“江西农民当中很多家里盖房子的都是家人在外面跑”。

　　他还记得，2003年在深圳走访时，遇到一位17岁江西籍女孩，她打工的月工资是1700元，只给自己留200块钱生活，剩下的1500元全都寄回家，“为了帮助家庭摆脱贫困，这样的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

　　这些过往的经历，让他觉得，拍摄城中村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早点摊等餐食的孩子。受访者供图

　　去年，他挑选了一些城中村的照片做成摄影集，命名为《都市里的村庄》，扉页上写着：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庄，这里的人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村里人。它既是都市里的村庄，也是村庄里的城市，是繁华的边缘。

　　“城中村，并不是城市见不得人的一面”

　　每次拍完照，熊盛文希望听到一些意见，但听到的多是夸赞，极少有批评。他能感觉到，有时官员就和明星一样，不论退休与否，有名气与否，都像活在一个真空状态下，身边的人只会说“拍得太好了”，听不到最真实的意见。

　　网络上能听到一些相对真实的声音。去年11月，有网站从《都市里的村庄》里挑选了30张照片刊载，当天夜里跟帖过万，无论是赞赏还是批评，熊盛文每一条评论都看了。

　　有人问，“为什么拍摄广州而不是南昌？”

　　他向记者解释，这不是广州和南昌的问题。广州市有一百多个城中村，别的城市也有许多城中村，其实像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也存在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城中村，外来务工人员进城成本将大大提升，他们都是城市建设者，需要一个容身之所。

城中村里，许多工人带着孩子依然在工作。受访者供图

　　聊到记录，熊盛文提到了自己最喜欢的摄影师薇薇安·迈尔（Vivian Maier）。那是一位美国业余街头摄影师，在纽约和芝加哥做了近40年保姆，她去世后，人们才发现，她房间里留下了 10 万张尚未被冲洗的黑白底片，还有 2 万张幻灯片和数以千计的胶片。

　　她的镜头记录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功富裕的美国人的身边人：孩子、黑人女仆以及商店门廊上卑躬屈膝的乞丐。

　　“你说她图什么呢，她什么也不图，只想做一个记录者”。

　　去年过年时，熊盛文回到广州，重访城中村，发现，从前村口的小巷子，变成了餐饮一条街，他多次经过的理发店已经拆了，从一个小店铺变成一块工地，现在已经建了高楼。

　　他选了一些照片，打算送给工人做礼物，却发现，原来拍摄的那群工友，只剩下一人，其余全是新人。

　　回家后，他在电脑里写下，“也许若干年后，这些村庄会渐渐消失，但这不会成为城市的耻辱，而是一段值得留恋的印记”。

责任编辑：张义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