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贵

　　近来，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从表面上看，问题的焦点似乎在于伊朗是否遵守有关核开发的“国际规则”，尤其是是否研制核武器以及是否放弃这种研制计划。但是，如果将这个问题与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东地区乃至国际局势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变化联系起来考虑，人们就会发现：核问题只是布什政府对外战略、尤其是民主改造中东战略中的“伊朗问题”的一部分；核问题的背后，不仅是和平开发核能与研制核武器的分歧，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如何看待以及将如何处理“伊朗问题”。这才是目前更令国际社会担心也更值得密切关注的。

　　自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就一直是美国打压的对象。冷战后，伊朗始终名列美国的“问题国家”前列。克林顿政府称伊朗为“无赖国家”，在严厉制裁和打击伊拉克的同时也没有放过伊朗，即在海湾地区推行“双重遏制”战略。布什政府把它冠名为“邪恶轴心”国家，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已明显增大了对它的“敲打”力度。

　　在美国政府及其战略家眼里，伊朗的“罪行”不亚于伊拉克：作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和中东的地缘政治大国，伊朗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远远超过伊拉克。对布什政府现行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和支持者而言，明确无误的是，美国无论出于继续推进“反恐”还是出于“民主改造中东”战略的需要，都将对伊朗“动手”。剩下的问题只是时机和方式的选择。

　　在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事很快被宣告“结束”之后，他们看到了解决伊朗问题的大好机遇。而随着伊拉克重建工作开始，他们看到伊朗所支持的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日益严重地扰乱着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展开的政治重建的进程。这更使他们感到伊朗的“可恨”之处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由国防部、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国会、新保守主义智囊机构和媒体以及在美伊朗反政府势力所代表的力量，积极推动布什政府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5月前后，布什政府对叙利亚和伊朗发出警告甚至威胁，可以说是这股势力对伊朗发出的首轮“攻击”；此番围绕核问题的发难可谓对伊朗的第二轮“攻击”。

　　令人忧虑的是，如果布什政府的上述强硬政策路线不变甚至进一步强化，那么所谓“伊朗研制核武器的计划”就很可能“弄假成真”或愈演愈烈。布什政府将很快面临两难境地：假若确实如伊朗政府所言，它现在没有研制核武器，那么布什政府的强硬政策可能促使伊朗转而谋求获得核武器以“自卫”；假若诚如美国所担忧，伊朗目前确实已经在研制核武器，那么布什政府的强硬政策更有可能促使伊朗政府加快而非停止研制进程。以色列外长沙洛姆曾认为，伊朗将在2005年底或2006年初拥有核弹。结果可能是，伊朗的核武器开发进展比美国和以色列的估计还要快。

　　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看，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所有核国家都全面、彻底地销毁核武器，无核国家不研制核武器；《核不扩散条约》可以被视为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重要一步。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尤其是在美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核武库和遥遥领先世界的常规军事力量，并宣称将不惜采用战术核武器对别国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情况下，不少国家特别是被美国明确列为打击对象的国家，就较有可能“被迫”谋求获得核武器以保卫自身的安全。

　　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命运已经给它们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教训”和“启示”。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威胁，虽然伊朗掌握核武器不一定能给它带来安全，但没有核武器它更无安全可言。正如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所言，美国对一些国家进行恐吓，本是想使它们放弃谋求核武器，而现实可能是，正是美国自已在促使那些国家加快其核计划。

　　就目前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布什政府似乎尚不至于对伊朗使用军事手段，而更有可能调动欧盟、俄罗斯等国际社会的力量，借助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机构的作用，对伊朗施加强大压力，使其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甚至“改变政权”。

　　布什政府现行对伊朗政策的推动者和支持者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伊朗国内的民主力量正在快速发展，其政治走向已进入关键时期，美国可以通过鼓励和支持民主力量的发展来影响其政治进程甚至改变伊朗的现政权。6月以来，伊朗德黑兰发生的持续的学生示威游行，越发使布什政府对其“以压促变”的政策感到自信。布什本人在回答伊朗是否会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时所说，“只要自由世界一起努力，我们相信伊朗会接受”。

　　然而，这种自信太令人怀疑。人们已经看到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重建和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等问题上的“一厢情愿”正面临不少麻烦，恐怕没多少人相信伊朗核问题就会按照美国的设想发展。 （作者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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