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忠伟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周边地区力量的重新洗牌与组合，实际上是安全与经济领域“老基地”与“新平台”的关系。围绕这两者的关系，本地区主要国家的安全思想、经济合作观念及外交着力点都在发生变化。

　　安全领域的“老基地”

　　与“新平台”

　　2003年上半年的伊拉克战争，使大西洋变宽了，太平洋变窄了，欧亚大陆更高了。就太平洋两岸关系而言，这种变化明显地表现在双边、三边和多边关系的各个层面：中美、日美、中日、中韩关系等多对双边关系内涵得到了发展；在此基础之上，还有呼之欲出的多个三角关系：中美日、中日俄、中印俄、中美印、美日澳、美俄中、俄日印关系等等。

　　中国周边地区力量的重新洗牌与组合，实际上是安全与经济领域“老基地”与“新平台”的关系。围绕这两者的关系，本地区主要国家的安全思想、经济合作观念及外交着力点都在发生变化。

　　2003年，本地区经济合作大发展。东亚经济合作成了一方新“磁场”，各股力量齐头并进，以东南亚、东北亚两大经济板块为主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在地缘经济合力增强的同时，区域经济态势更趋复杂。

　　美国采取双边形式，以安全和市场两块诱饵，加快了对东亚经济的介入。中国以合作与共富的观念，消除“中国经济威胁论”，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提出中日韩共建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日本以新加坡为突破口，与泰国和菲律宾等东盟的“老五国”经贸联姻，还加入了《东南亚友好条约》。印度积极地“东看”太平洋，深化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往来。经济领域的“入亚”大势，是各国拓宽经济腹地、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提高竞争力的跳台。

　　中国周边恐怖活动蔓延。在我国西部疆域之外，存在克什米尔、阿富汗及费尔干纳盆地等三大恐怖活动基地。中亚、南亚、东南亚的一些地区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沃土，我国周边地区有可能成为一条高危恐怖动荡地带。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恐怖活动重灾区又是经典陆权理论所描述的欧亚板块的结合部，因而，反恐战争也是一种重大的地缘战略行为，势将加速地缘政治新棋局的形成。

　　地区安全形势动荡，一方面为大国联手反恐打造了新的合作平台，各大力量的安全战略因“恐”调整、外交政策“以恐划线”，走合作之路、谋共同利益、求自身安全，国际关系也为之调整。另一方面，美国为加快实施“改造伊斯兰战略”，可能更多地将“反恐”重心移向此地，要求更多国家与之搞军事合作。

　　大国亚太外交方向

　　美国的亚太外交突出“反恐防扩”。通过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以及驻军调整，美国空前有力地补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美国对驻韩美军进行了调整，并推动日本加快研发与部署地区导弹防御系统，旨在让韩国基地日本化，让日本担负起更多责任，扮演更大的战略角色或更完全的朋友。

　　在东南亚，美国欲把泰国和菲律宾提升为其“非北约盟国”。在南亚，美国通过军事、外交、经援等各种方式，软硬兼施，扩大影响，利用美巴“反恐同盟”和美印“战略合作”一肩挑的历史机遇，推动南亚次大陆的安全天平向利美国方向倾斜。

　　俄罗斯在太平洋沿线构筑了立体外交工事：全方位对华“战略伙伴关系”，以能源和经贸合作为主的对日经济外交，突出军事技术和安全合作的对印外交，在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平衡外交，以及旨在缓和与国内穆斯林关系的对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外交等等。

　　印度外交新思维以重新安排印美、印俄、印中、印巴、印日、印亚(东盟)关系为发力点，浓墨重彩地写真“太平洋外交”，构建“大国战略”新平台，走向地区与国际政治前沿，大有全方位调整对外战略之势。这其中突出的是构建与地区内主要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特别是以保护海上通道安全和进行海上搜救等名义展开的一系列双边(印越、印日、印俄、印中)军事演习，逐渐使印度的海上力量从太平洋的“观众”变为战略角色。

　　区域安全机制的转轨

　　2003年的区域安全总体态势，有三点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在“9·１1”后，亚太经合组织的安全合作功能相对上升，它表明亚太各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上升到了一定的新高度，但这些合作仍属特殊环境下的“特事特办”，超越现有水平难度较大。

　　其二，由于欧亚大陆的战略位置突出，从高加索到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的这条战略弧形地带，将是需要各国加大综合治理力度的重点地区，同时也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交织的策源地和各大力量角逐的“战略场”。实际上，作为“反恐”(非传统安全)主战场的这条地带，与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地缘战略位置是相重叠的，各大力量在此有一个隐形较劲和争夺的问题。

　　其三，美国全球军事力量及其亚太驻军的调整，必将对周边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鉴于美国在亚太安全的地位，作为传统安全框架的延续，亚太地区以美国为“轴心”的大部分双边关系(如日美、韩美关系等)还将继续维持。因为维持这些双边同盟关系是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需要，也符合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双方均无意重起炉灶。但在此框架之内重新安排合作资源，寻找新的合作“把手”，夯实合作基础，将是这一类同盟关系的调整方向。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内，该地区的安全合作还将处于“双轨制”。

　　(作者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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