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杨逸中
希拉克总统应当后悔他的偏执。2003年12月，法国顶住各方压力颁布了禁止在公共场合佩戴伊斯兰教头巾、犹
太教小帽和耶稣教十字架的禁令。法国政府的处理手法自然是不出意外地老道娴熟：十分精明地把问题纳入到政教分离的语境
里，以求避免“不宽容”和“消灭文化多样性”的严厉指控。
但是来自全球知识界和舆论界的讥讽仍然不留情面。多伦多《环球邮报》2003年12月18日的社论就曾一脸鄙
夷地说道：“法国警察关闭了一个伊斯兰日托中心和一家幼稚园，因为害怕它们在蒙童中传播激进主义。警察赶到现场后发现
了证据：一位戴着面纱的3岁女孩。”
在抗议声浪的广度、烈度和持续性都够分量的情形下，原本就不排除法国在未来某日废除禁令的可能。但是基地组织
携马德里“3·11”连环大爆炸之余威，已经勒令法国立即取消禁令，否则将炮制西班牙大爆炸的法国版。硬顶的风险显而
易见，因为袭击平民目标的门槛实在是非常之低，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经年累月地警戒到全社会的每个细胞。而及时转
向的话，法国又将被迫面临一个尴尬：废除禁令将释放出何种信息？是体现出法国政府对公意的“从善如流”？还是暴露出法
国政府对土制炸弹的屈服？
西班牙新政府显然不曾意识到这种尴尬。驻伊美英联军10万之众的规模，令西班牙1300名驻伊派遣军的军事价
值几可忽略。西班牙等国的去留，更大的意义是存于政治层面。美英军队或许会长期驻留伊拉克，但无论是从弱化占领色彩的
考虑出发，还是从减轻兵员和军费压力的角度着眼，美英都会推动伊拉克国防军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从而削减驻伊军队的规
模，西班牙等盟国军队继续驻留伊拉克的政治必要性，原本就会削弱。但是西班牙新政府在马德里连环大爆炸的硝烟尚未散尽
之际，即宣布将于7月自伊拉克撤军，无疑赋予撤军过分显眼的屈服痕迹，从而放大了对于美英的政治打击。在这里，去留的
方式或许要比去留本身更加富有意味。
如果此一政治冲击波果能止步于美英，则异议美英攻伊的国家就有充分的理由为驻伊军事同盟的松动感到高兴，但是
松动的方式却可能为这种高兴蒙上一层阴影。恐怖主义和西班牙之间的这种互动模式若得确立，恐非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之福。
一旦袭击平民目标成为达成诉求的利器，则每一个成功的新案例都必将调高袭击者的胃口和叫价，则每一次的暂时不奏效都将
难免被解读为爆炸当量的欠缺。极端嗜血分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潇洒做派，或许会激起后续梯队的艳羡，不免教更多人心痒
难耐。
所以问题已经不再限于恐怖袭击对伊拉克局势的影响，而是恐怖主义行径是否会被接受或者默许为参与国内政治及国
际政治博弈的新方式。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所形成的一般性认识，必将强烈影响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形成方式和最终结果。
70多年前，欧洲的绥靖主义养肥了纳粹，把人类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奥地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当成三块
肉喂给希特勒，非但没有让希氏因为吃饱而满足，反而让纳粹精神更加饱满、体力更加充沛。法国受到了攻击，英国受到了攻
击，苏联受到了攻击，纳粹军队在短时间里横扫欧洲。二战期间肇始于绥靖主义的悲剧，是欧洲历史上最为不堪的一页。现在
的问题是，在21世纪的今天，绥靖主义是否会死灰复燃，令国际社会掀起一场以恐怖主义为评委的争相扮乖的滑稽竞赛。
恐怖主义实际上没有给自己的政治支持留下多少空间。在人流低谷时段一举摧毁3个火车站和挑选上班高峰期实施爆
炸，震慑效果相差不大，但是恐怖分子选择了嗜血的方案，这不免导致一般人群的嫌恶。在反对法国无理禁令时，犹太教和耶
稣教选择的是文斗，而非马德里大爆炸法国版的血腥威胁，恐怖分子带来的这种比照，实际上不是为伊斯兰教立威，而是为伊
斯兰教抹黑。在这种情势之下，争相向恐怖分子释放出鼓励性信息，明显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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