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国《问题》周刊2月26日一期报道，在《我的父亲戴高乐》第二卷中，戴高乐将军的儿子、海军上将菲利普·戴高乐讲述了将军不为人知的故事。该书是作者米歇尔·托里亚克对菲利普·戴高乐的访谈录。戴高乐很看重名誉，一切都自己掏腰包，从没有欠国家和个人任何债务。面对极端分子的行刺，他镇定自若。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他身心疲惫，离任后不久便在痛苦和郁闷中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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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己奉公

　　常常面临资金困难的戴高乐是一位十分廉洁的国家元首。

　　菲利普·戴高乐讲述说：1946年1月，我父亲离开了权力机构，重新没有了收入，也没有得到对他在科龙贝双教堂村房产的赔款，那所房子被德国人毁坏了，需要修复。他在英国或在北非时可能得到过自由法国组织的资助，但钱不会很多。

　　米歇尔·托里亚克问：他不是有动产吗？

　　菲利普·戴高乐答：是的，只是它们在战争期间几乎都遗失了、或被扣押、或不值钱了。他的地租降到了最低点，他却拒绝让人重新估价。他说：“你是不会看到我向佃农要求提高地租的！”他唯一的住所也是空空如也，还遭到毁坏。他本可以领取战争赔偿金，但却拒绝这么做。他常常满足地对我母亲说：“金钱上的损失总是可以得到弥补的。”　他在退出政府之后，很快就住到马尔利勒鲁瓦的一栋属于国家的房子里，等待自己的房子重新修好。后来，当我在美国海军航空部队实习结束后回国时，很吃惊地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1．5万法郎的发票，支付的是他住的那所房子的3个月租金。因为他很看重名誉，一切都自掏腰包，从没有欠国家和个人任何债务。他常说：“我不想欠他们任何东西，甚至包括退休金。”　并非我一个人对这种状况感到担忧。曾在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都担任过部长职务的埃德蒙·米舍莱就公开说过：“将军靠什么生活呢？他没有钱。”于是，他让军队负责发放退休金的部门找我父亲要一份履历表，以便让他领取过去被拖欠的薪水和补贴。将军对此甚至没有答复。米舍莱后来又想让他过上“元帅生活”，也就是让他有舒适的住所，不必为今后的生活操心。但他拒绝了。

　　常有人说，他在离开爱丽舍宫办公室的时候，总是亲手关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知道，这一举动曾让人感觉亲切，不过，这对他来说算是家庭习惯，在科龙贝的家里，没有人的房子从不点灯。

　　神奇脱险

　　1962年8月22日，总统的雪铁龙车曾遭到法属阿尔及利亚拥护者的枪击。

　　问：在这次事件之后，流传了许多你父亲说的话。到底哪些确实是他说的呢？

　　答：关于这个问题，应该参照我妹夫阿兰·德布瓦西厄将军的说法，他当时和我的母亲就在车上。还有其他在场者如军医洛朗·德加的说法，他当时在护卫车上。那辆雪铁龙车的两个轮胎爆裂，变速箱坏了，玻璃也碎了，留下了14处弹痕，可它最终还是坚持到了维拉库布莱机场。父亲在称赞了司机弗朗西斯·马鲁勇敢冷静之后，立即前去检阅仪仗队，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在穿过贵宾室登机的时候说：“这一次算得上险胜。”后来又说：“他们真是不会开枪。”他还对我母亲说：“很好，伊冯娜，你真勇敢。”接着，又对我妹夫说：“在各种重要的场合，你有指挥权。这很好。谢谢，我亲爱的阿兰。”接着，他与他拥抱。不过，他等着单独与我母亲在一起。在飞机上，两人坐在一起，父亲对着母亲的耳朵说：“啊！你真勇敢，伊冯娜。”母亲后来曾对我说：“你父亲说，如果我们那天遇难，那倒也还算死得勇敢，毕竟比死在床上好。”

　　问：难道真是伊冯娜的小盒子放在车后窗旁才神奇般地阻止了子弹击中将军的头部吗？听说那小盒子里还放着你小妹妹安妮（戴高乐将军最小的孩子，先天愚型患者）照片的挂件。

　　答：这个小盒子就放在后窗旁，不过它并没有被子弹击中。但是，有一颗子弹从后面击中了我母亲坐着的地方，幸运的是它没能穿透座位。那天，这个小盒子里并没有安妮的照片，我母亲每个周末都要将她的盥洗用品和一些药片放在里面。如果说有什么挂件，那就是我父亲始终随身携带的那个挂件，一面是安妮的照片，另一面则是核警报。

　　危难关头

　　1968年5月27日，面对年轻人的造反，政权摇摆不定，菲利普·戴高乐与父亲在爱丽舍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可能正是在那个时候，将军萌生了前往巴登—巴登的想法……

　　菲利普·戴高乐讲述说：我来到他的办公室，看见他坐在沙发上。他看上去很疲倦，开始说话的时候显得很冷淡，好像心不在焉，但他的眼中偶尔会闪现出恼怒的目光。我感觉他就像一头准备猛攻的野猪。我们的谈话充满了激烈的争论。我先谈了最让我担心的问题。因为注意到总统府的安全设施不完备，我特别建议他在位于罗亚尔街的海军部附近部署约250人的海军陆战队突击队，以对付爱丽舍宫可能直接遭受的袭击。

　　那几天出现的抗议示威游行越来越逼近总统府。他说：“这毕竟是一个脆弱的寓所，四周的花园都很方便进入。”

　　可我感觉到他不耐烦，随后，他突然间发怒：“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和我谈论保卫总统府的事情！难道我们今天就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讨论了？”接着，他又缓和了一下，说道：“还是告诉我，你对这场不祥的闹剧的看法。”我向他说了我的担心。法国犹如一艘在暴风雨中无舵的船。他无力地说道：“政府不再遵从我的指令。我再也无法占上风。实际上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权。蓬皮杜任由形势恶化。这种状况究竟要持续到何时呢？”我凝视着他。那个法兰西第一抵抗者、那个向投降和对敌妥协说“不”的人、那个敢于对抗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的人、那个受到全世界钦佩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我现在看到，坐在我对面沙发上的是一个受到伤害和不抱任何幻想的父亲，或许，他还有些恼怒，但更多的是厌倦了这场颇令人失望的闹剧。经过数小时的深思熟虑，我终于鼓足勇气、用尽可能平和的语气对父亲说：“爸爸，要看到，您的统治现在结束了。法国人在摆脱了困境之后就不想再要您了。”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再次凝视他。野猪突然恢复了常态。我感觉他要跳起来猛扑。我感到了自己的冒失。我刚才与之对话的并非是我的父亲，而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问：你后悔走得太远。不过，你当时是否知道会受到牵连呢？

　　答：我很清楚，但需要把这些说出来。这是我头一次允许自己以这种方式和他讲话。可是，除了我母亲，除了我，谁会有这种胆量呢？他僵在那里，眼睛深陷在眼眶中，竭力压抑怒火。接着，他站起来大声地说，“我总不能将法国交给某个叫密特朗的人或某个叫科恩—本迪特的人吧！”变得大胆的我仍在坚持。我向他解释，为使法国恢复平静，需要制造一个选择的机会。但是，首先他应该离开已成为陷阱的巴黎。

　　临终时刻

　　戴高乐将军1970年11月9日19时35分去世……

　　问：他在1967年给你讲过兴登堡元帅的故事，是吗？

　　答：是1967年1月在科龙贝的家中，当时我正要离开巴黎前往洛林任职。他当时问我：“你知道兴登堡和他儿子的故事吗？”我回答说不知道。他给我讲述说：“老元帅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就对儿子说：‘当死神进屋的时候，你要告诉我。’过了一会儿，兴登堡躺在了床上。于是，他儿子对他说：‘父亲，他不在屋里，不在门前，而在花园里。’”父亲想通过这种暗示让我明白，在正常情况下，儿子总有一天要面对父亲的死亡。

　　问：他在临终前曾说过什么吗？

　　答：母亲告诉我，父亲发病时已无力讲话，因为他十分痛苦。1970年11月9日，大约刚过19时，母亲就听到他说：“啊！我背痛。”他把手放在右后背上。母亲看着他脑袋朝前倒了下去。不失冷静的母亲冲向餐厅叫正在摆餐具的夏洛特：“快点过来，将军刚才感到不适。”接着，她又让打电话给医生和神甫，通知司机。此时，我的父亲眼睛始终睁着，呼吸　很困难，身体抽动得很厉害。

　　神甫进屋跪在他旁边，为他举行临终圣事的时候，他看上去还算清醒，但确切地说，不知道他到底有多清醒，因为他非常痛苦地呻吟着，什么也说不出来。19时35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当时只是眨了一下眼睛示意我母亲，没有说一句话。夏洛特想用双臂搂住母亲，怕她支持不住。不过，我母亲不是那种放任自己情绪的女人，她表现得很坚强，几乎毫无表情地打破了沉默，对医生说：“他近年来受了太多的苦。他曾经坚如磐石。”

　　问：“受了太多的苦……”她想借此来说什么呢？是精神上受苦，还是身体上受苦呢？

　　答：他在总统任期的后几年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很劳累。在1969年全民公决后，他尽管心甘情愿地离任，但并没有得到解脱，因为他对没能按自己的希望结束总统任期感到很失望。

　　戴高乐简介

　　法国军人、作家、政治家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

　　1890年11月22日生于法国里尔的一个天主教爱国主义家庭。1909—1912年在圣西尔军校学习，成绩优异，被誉为“未来优秀军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英勇作战，曾三次受伤，在凡尔登战役中一度被误认为已阵亡。二战期间，当法国政府准备同德国谈判停战时，戴高乐离开法国前往英国，并于1940年6月18日在伦敦发出著名的坚持抗战号召。此后，他作为自由法兰西武装力量的领袖，带领人民积极反抗纳粹德国。1958年12月，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65年他成为首任通过全民普选当选的总统。1968年5月由学生和工人发动的叛乱，动摇了戴高乐的领导地位。1969年4月，戴高乐在公民投票失败后辞职。之后他隐居在科龙贝双教堂村，直至1970年11月9日去世。（完）（来源：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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