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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兴起改革风潮 神权统治以来的25年备受争议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07日15:09 瞭望东方周刊

  文/华黎明(中国前驻伊朗大使)

  4月1日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25周年纪念日。而从2月份算起,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25周年纪念日。从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到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赢得了伊斯兰革命胜利的穆斯林们最终选择并在伊朗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国家政权、法制法律以及社会生活三方面彻底伊斯兰化的共和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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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来的历史使伊朗这个国家备受争议。在美国人眼中,伊朗不仅“邪恶”而且“无赖”;而在更多人看来,伊朗是一个面纱未揭、神秘莫测的穆斯林国家。但事实上,伊朗既不邪恶,也不神秘。笔者作为最近30年伊朗历史和中伊关系的见证人,愿与读者一起分享拙见。

  反美情结的形成

  伊朗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地理上北邻俄罗斯的“软下腹”,南扼波斯湾通向印度洋的出海口,东连南亚次大陆,西接阿拉伯世界,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储量122亿吨,占世界第五位)。

  从19世纪起,伊朗就沦为英、俄两大帝国角逐的场所。而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伊朗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这块土地上横行了30余载,从而在这块国土上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伊朗人的反美情绪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波斯湾产油国财富陡增。这激发了巴列维王朝第二代君主重温昔日波斯帝国梦的欲望,冀望用石油美元买一个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国家。然而,事与愿违,随着经济的膨胀,伊朗社会各种潜在矛盾空前激化,经济高速发展尚未走完十年的路程,伊朗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倒巴列维群众运动。作为一名外交官,笔者在伊朗目击了这一过程。

  1979年1月26日中午,巴列维被迫出走。消息传出,首都德黑兰万人空巷,男女老少一齐涌上街头载歌载舞,马路上行驶的汽车打开大灯,不断鸣笛以示庆祝。街道、广场上大大小小的巴列维父子的塑像和画像,几小时内就被群众推倒砸碎和焚烧。普通伊朗人对巴列维统治的厌恶宣泄无遗。这次规模空前的社会动荡后来被称为“伊斯兰革命”。

  这场“伊斯兰革命”运动结束了巴列维家族对伊朗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以霍梅尼为代表的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斯兰共和国”。新政权希望借助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意识形态改造伊朗:神权统治,均衡贫富,扶持弱势群体,禁止西方文化,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原教旨推行社会伊斯兰化,美国和以色列被列为伊朗的头号敌人。

  与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社会两极分化、专制独裁、腐败盛行、依附美国、极度西化相比,霍梅尼政府的这些政策于“革命”胜利之初在伊朗普通百姓中颇具感召力。伊朗的事情从此由德黑兰而不是由华盛顿作主了。对此,伊朗人民尤为自豪。

  “伊斯兰革命”带来的另一方面的压力与影响是,大批旧政权的高级军政官员遭到囚禁或处决,王室财产被没收,富人们纷纷出逃,象征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连同酒吧、咖啡馆、电影院、红灯区、赌场被一扫而光。昔日一向时尚的德黑兰妇女蒙上了黑纱和长袍,街头巷尾挂满和涂满了“打倒美国”的口号。

  在西方国家中,遭受这场“伊斯兰革命”打击最重的莫过于美国。出于职业习惯,我把它总结为:一、美国的势力范围从伊苏边界退到了波斯湾南岸;二、美国从此失去了对波斯湾石油运输线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三、美国在中东波斯湾失去了一个盟友和宪兵,相反增添了一个敌人;四、美国的石油财团被迫退出伊朗,美国在中东从此失去了一个极富潜力的大市场。应当说,这就是美国视伊朗为“邪恶”国家的深层次原因。

  直接导致美伊交恶的导火索是发生于1979年11月4日的美国驻伊使馆人质案。当天,伊朗学生冲入并占领了美国大使馆,50多名美国外交官被作为人质扣押长达444天。

  事发当天,笔者正好去伊朗外交部办事,进门时便看见美国使馆临时代办布鲁斯·兰根的车停在门口,后来得知,兰根是为美国使馆被占领而来与伊朗方面交涉的。谁知交涉完后,兰根本人即被告知不能离开伊朗外交部,他与自己的两名随员就这样在伊朗外交部的大楼里被同样关押了444天。

  人质事件被认为是美国自越战后在国际上遭遇的最大挫折。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导演了一场空中入境奇袭围困使馆的伊朗学生,并营救被扣使馆人员回国的“蓝光”行动。因行动失败,卡特付出了落选的沉重代价。最终,当52名美国人质获释返回美国时,许多美国人在自己的家门口挂起了黄丝带。这件事在美国公众心目中至今仍是个挥之不去的梦魇。1987年,里根任总统期间发生的“伊朗门”事件,使得此后的美国历届总统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时在国内极少遇到阻力。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外向型的。新政权热衷于输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意识形态,并将周围一大批阿拉伯国家的政府称为“反动腐朽政权”,引起邻国的一片恐慌。

  埃及、沙特、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先后与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第二年就与邻国伊拉克开战,打了一场耗时8年的战争。尽管初期的战争是在伊朗领土上进行的,但国际社会对伊朗同情者寥寥。而在1982年伊朗军队进入伊拉克领土之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更视伊朗为“祸水”,把伊拉克当作挡住“祸水”西移的屏障,因而倾囊支持伊拉克,直至伊朗吞下停火的苦果。这场战争耗尽了伊朗的国力,它的国际处境也十分孤立。

  改革风潮的兴起

  海湾战争爆发后,历史给了伊朗一次良好的机遇,伊朗在国际社会的处境明显宽松了许多。但由于当时的伊朗高层正忙于霍梅尼谢世后的权力移交,内政外交仍处于亢进状态,一时难以静下心来致力于国内的经济建设。

  笔者当时在德黑兰,明显地感到一股要求国内稳定宽松、发展经济、摆脱孤立的国际处境的思潮在伊朗社会上下涌动,但同时也是阻力重重。而此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又宣布对伊朗和伊拉克实行“双重遏制”政策,这又迫使伊朗的领导层对内对外把弦绷得更紧。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伊朗身为一个位居要冲的产油大国已经不可能置身世外了,就连古老的伊朗库姆神学院都用上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占伊朗人口15%的新生代成长起来,强烈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改变现状。在这一背景下,温和、开明的宗教人士哈塔米在1997年的总统选举中以压倒优势当选,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哈塔米总统的改革派议员又占据了多数席位。伊朗国内的政治气氛逐渐宽松,经济迅速增长,与阿拉伯国家和欧盟的关系改善。

  最近几年到过伊朗的外国人都会注意到,妇女的穿着不再是一片黑色,电影院重新开放并开始有选择地放映一些伊朗和西方国家的影片,伊朗拍摄的影片还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电视开始有了娱乐和音乐节目,反映各种不同观点的报纸被允许出版。伊朗与许多阿拉伯国家恢复了正常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伊朗曾对创作《撒旦诗篇》的英国作家拉什迪发出追杀令。为此,欧盟冻结与伊朗关系达10年之久,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关系终于解冻。

  1997年12月,伊朗作为东道主成功举办了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会上哈塔米总统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握手言欢。最令人注目的是,哈塔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倡议,主张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流和包容,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勇气和睿智,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舆论的普遍欢迎。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也一度对伊朗做出过一些积极的姿态。美国和伊朗的足球队和摔跤队互访进行友谊比赛,一度被传为佳话。有的西方传媒将这称作20世纪90年代美伊间的“足球外交”。

  世界在变,伊朗也在变。走过25年路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目前正处在十字路口。伊朗要不要变,如何变?在伊朗国内外,人们开出了三种药方:

  1、被称为“保守派”的集团坚持以伊斯兰革命初期激进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治理伊朗,保持伊斯兰原教旨的“纯洁”,“留在世界革命阵营之中”,反对改革。持这种立场的人多数是当今在伊朗拥有很高权势的神职人员,他们在伊朗公众中还有支持者。

  2、被媒体称为“改革派”的集团认为,伊朗必须改革,建立一个在伊斯兰神权指导下的以民意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推动“文明对话”,融入国际社会。哈塔米总统是这种主张的代表,在伊朗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使他在1997年和2001年两届总统大选中都以压倒性多数当选,在两届议会选举中,支持哈塔米总统改革的议员占据了议会的多数议席。

  3、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主张改变伊朗政权,资助伊朗反对派,从内部颠覆伊朗政府。美国的两位“鹰派”领袖戴维·福卢姆和理查德·珀尔在《终结邪恶》一书中建议,美国政府应向伊朗反对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包括资金、通信设备等。另外还必须向全世界公开宣布美国不承认伊朗现政府的合法性,随时关注伊反对派的命运等。他们还认为,一旦美国有能力、也有机会改变伊朗政权,就应毫不犹豫地去做。

  25年前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建立的是一个神权高于一切,十分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一元化社会。改革派希望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宗教与世俗之间、意识形态与物质追求之间、神权与人权之间寻求调和点。但是,既然是改革,就会触及伊斯兰革命的初衷。

  25年后,伊朗不得不在革命与发展、大炮与黄油、一元化与多元化、“输出革命”与“文明对话”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这自然会引起伊朗社会的震荡。

  在今天的伊朗,人心思变已是事实,但是,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名声不好,没有一个主张变革的伊朗人愿意自己被贴上美国的标签。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关于伊朗问题的主张至今还未成为布什政府对伊朗政策的主流。尽管伊朗还在“邪恶轴心”的名单之中,美国最近还是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

  伊朗近年来的社会政治变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不仅由于伊朗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还因为它是近代历史上首个实行神权统治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最终能否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对中东、波斯湾,乃至对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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