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特约记者 应虹霞/报道

　　接到报社要我担负起亚洲杯期间全程追踪采访卫冕冠军日本队的通知时，我既感欣喜，又有一丝不安。

　　我观察和研究日本足球已有五六年，但以前只是通过文字资料等间接途径，此次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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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亲赴现场报道日本队，是 我梦寐以求的。然而这毕竟是一次全新的经历，加上我供职的《体坛周报》是中国境内发行量最大的体育专业纸媒，其压力可 想而知。

　　事先约定至关重要

　　为了抢在第一时间向中国球迷报道有关日本队的消息，我赶在日本队15日抵达重庆前的几个小时从北京飞抵重庆。 在酒店一放下行李，又立即赶回二十多公里之外的重庆机场。

　　经日本《产经体育》的芳贺记者和久保记者的热心介绍，我相识了前来接机的日本队先遣官、日本足协的松本先生。 当日本队步出机场出口后，我成了用日语向他们表示问候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晚，在日本队下榻的酒店大堂，松本先生把我介绍给日本队的新闻官福士先生。记者表示，自己来自本届亚洲杯官 方指定的惟一平面合作媒体，希望在采访工作中得到“多多关照”，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向日方提出，希望对济科主教练进行独 家专访。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对于此后顺利采访日本队至关重要。

　　此后的日子，从赛前训练到比赛，再到赛后的记者会和混合采访区，我一路全程追踪报道日本队。其间，我产生了几 点相当深刻的体会。

　　视配合媒体为义务

　　首先，与其它国家队不同的是，日本队对媒体采访有严格规定。每每向新闻官提出采访队员的要求，得到最多的一句 回答是：“明天到混合区问吧。”

　　在酒店里一律不许采访队员，不仅是日本队包下的楼层，连餐厅所在的二楼也被明令规定为记者“禁区”，不得踏入 一步。是否可以在大堂内接触队员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日本队队员极其守纪，指望在大堂守株待兔逮到目标人物，可能性 基本为零。

　　即便是在训练场边和赛场外的混合区，记者也不能随意采访。首先是时间有规定，比如在训练场边，记者只有等球员 训练结束后从更衣室出来，才能上前搭话；区域则只能在从更衣室到大巴的短短几十米距离之内，草坪更是不得踏入一步。

　　其次，日本队的规矩貌似不近人情，事实上却很令人赞叹。他们非常讲究信誉，只要在规矩之内，他们视配合媒体为 义务，态度也友好礼貌。日本队的训练从来都是坦然向记者公开的，不搞封闭训练。

　　凡是日程上注明训练后有混合采访的，只要有记者招呼，日本队队员都会有问必答，甚至最后会问上一句：“还有什 么要问的？”他们还会主动向记者们问候“辛苦”，这在其它球队极为罕见。日本队的规矩还有一个特点——对中外记者一视 同仁，相当公平。在混合区内，只要是会说日语的外国记者，一般都可以采访到自己的目标球员。

　　第三，日本记者对我始终热心相助。每每遇到不懂的问题，来自《产经新闻》的芳贺记者、久保记者，Sports nabi的宇都宫先生、元川小姐，以及日本经济新闻的吉田先生、时事通讯社的堤记者，都会不厌其烦地给我解答，让我感 受到来自日本同行的友善。

　　总之，日本队无论是在比赛、训练时还是对待媒体，都严格遵循职业化标准，这一点令人肃然起敬。

　　严格遵守“游戏规则”

　　和担当其他国家队采访任务的同事们相比，我感到困难不小。尽管上述规定据说都是国际足联制定的，但各国由于文 化背景不同，有的会适当变通，有的却严格执行。我所担当的日本队正是后者。

　　幸好我对日本文化有多年的了解，对于这些做法完全可以理解。然而毕竟是第一次直接采访日本队，其间我也常常一 不小心就“犯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算逐渐适应过来。每每完成对日本队训练和比赛的采访任务，我总是非常感激日本 队对媒体的友好配合。

　　日本队严格按规矩行事的作风，的确十分令人欣赏。我此行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专访日本队主教练济科也正是这样 实现的。一周后，我终于等到了来自新闻官福士先生的好消息：“应小姐，明天你可以专访济科先生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由于我是最早一个向日本队方面正式提出专访申请的记者，所以才有此殊荣。对济科的专访进行了 半个小时，《体坛》用整整一个版进行了报道，在采访本届杯赛的记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本届亚洲杯期间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专访到了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先生。中国足球界对日本 足球是如何实现飞跃的，一直十分关心。当我就此向川渊先生请教时，他特地从繁忙的行程中挤出时间，向我娓娓道出了其中 的奥秘，为中国足球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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