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海啸启示录

　　□本刊国际问题评论员 庄礼伟

　　2004年12月26日发生在印度洋沿岸的海啸灾害，是一场国际性的天灾，遇难者和受伤者包括各受灾国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灾难现场，疮痍满目，哀声连绵。中国政府迅速对身陷灾区的同胞给予多方援助，有的城市甚至还有紧急医疗救援队在机场迎候，这种洋溢着亲情与暖意的气氛几乎要赶上全民抗击SARS时的情形。而尊重和维护人民的各项权

利和切身利益，以人为本，人的价值至上，人的权利至上，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国要建设的新政治文明。

　　不过，我们建设新政治文明，不仅要站在变革社会、振兴国家的维度，也要站在人类普遍价值、共同利益的维度，这才是真正、全面的新政治文明。因此，“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当是国界内的国人与普遍的人类的有机结合。超越狭隘的地域、种族、文化观念界限而相互关心救助，这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尺。

　　滔滔里假使一个是你……

　　1985年，在援救非洲难民的国际行动中，有了We Are The World(《四海一家》)这首传遍世界的歌曲。1990年，香港的Beyond乐队创作出《光辉岁月》，向南非反种族歧视的伟大战士纳尔逊曼德拉致敬，褒扬他“风雨中抱紧自由”的勇气。1991年，中国内地发生严重水灾，又是在香港，伴随着火热的民间赈灾行动，传出了《滔滔千里心》这首歌曲：

　　“滔滔里，

　　假使(其中)一个是你，

　　你怎去度过？”

　　人道援助、人道责任，难道还要分国界、种族、内外吗？

　　12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积极参与“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所组织的赈灾行动的同时，向全国社会各界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社会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为受灾国家和地区捐款。中国此次的跨国民间赈灾机制启动得不算太迟，不过此前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民间赈灾行动已经出现了热潮，而大陆民间在元旦前并没有多少动静。笔者等到12月29日，终于忍不住写了一封呼吁信给广州某报社，这就是那篇题为《尽快启动跨国民间赈灾机制》的社论。这封呼吁信的完整标题是：《尽快启动跨国民间赈灾机制——否则，就太……了！》当然，从目前民间赈灾活动的情形来看，我们中国人确实显示了作为邻居的善意，和作为“大国民”的风范。

　　也许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缘故，这是我第二次积极介入跨国民间赈灾行动。第一次是两年前关于在阿富汗援建两所“中国看世界小学”。现在这两所小学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民间在阿富汗捐建的仅有的两所小学，在国际社会捐建的众多小学和其它公共设施当中，显示着中国民间的没有缺席。

　　这场灾难发生在印度洋沿岸。幸亏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挡住了震波，否则以海啸能拍到东非海岸的能量来看，波及中国南部沿岸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对地壳、海洋、大气的运动并不十分了解，巨大的天灾随时可能降临到任何一个国家头上。而人为灾难就更说不准了。全球生态环境退化、致命性病毒、核武器、金融危机、天灾人祸等等因素已经使人类成为了一个风险共同体。这时候，向同为人类的受灾者伸出援手，展开跨国民间赈灾行动，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全球文明，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间被倡导、被力行。中国这次规模空前的跨国民间赈灾行动，是中国民间响应时代潮流、参与人类互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赈灾之辩：

　　其实我们自己也需要援助

　　在网上看到一名网友这样写道：“如果打算捐100元的话，那么其中50元捐给国内的失学儿童(教育是关键)，20元捐给残疾机构， 10元捐给动物保护协会，剩下的10元再捐给海啸受灾国家。”我非常赞赏这个网友的想法，尽管我对推动跨国民间赈灾这件事(从高一点说它还关系着我国的战略利益呢——中国总不能一毛不拔地崛起吧)比较热心，但我自己对国内和国外的捐款比例，和这个网友是差不多的。

　　在网上还看到网友甲发言：收起你的伪善吧！我们自己还没吃饱，国内人民有难的时候你在哪里？

　　对此网友乙回应道：你少在这里愤愤然，国内发生灾难时你就真的捐了款吗？你无非是在为自己的冷血找托辞罢了！

　　我觉得网友甲确实也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在就有不少地方和民众需要救济，如果我们对国内的人道救助都能像这次跨国赈灾这样大力度、高效率，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大国。我在一些场合也提到：跨国人道主义援助是涉外公共政策的一种，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当然只能以力所能及为限；人道主义援助和民间互助的重心，也应当是本国人民。

　　不过，参与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跨国互助网络，从总体上来看，是利人利己的良策。中国也长期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受援国，受援领域包括赈灾、扶贫、农村基础教育、残疾人、生态保护等等。据统计，中华慈善总会70%的善款来自国外和港台澳地区，仅有30%是大陆国人自己捐的(其实这个比例应当倒过来才对)。所以我国此次积极参与印度洋海啸灾难的救援工作，是国际义务，也是人之常情。当然，也要注意内外比例、量力而行。

　　网络上的赈灾之辩，显示出回馈社会(包括回馈国际社会)的意识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有所缺失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社会中，理想主义倒是被德兰修女、童子军、无国界医生、乐施会，以及出没在中东、非洲战乱和疫病地区的西方义工占为专利。

　　灾难是人类理想主义和道德境界的试金石。外族入侵，有慷慨赴义、舍身成仁者在；在天灾疫病中，尽管灾疫往往也如战争一般酷烈危险，然而奔走救援、仁心仁术者仍比比皆是；面对人祸时弊，奋然请命、匡扶正义良知者也大有人在。更有许多普通百姓，升斗常民，无论是救国还是救灾、济世，都尽自己所能，献一份绵薄之力。当然，在平时，急公好义、扬善祛恶、互相关心扶持等等，也都普遍地发生着。这些事迹、这些现象合起来，就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德风范和道德境界。人类之所以能延绵生存至今，也离不开这些人性之善对人性之恶的制衡，在此基础上，人类继续向前、向上，勇毅前行。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在社区、学校和宗教机构的组织下，民间互助、跨国互助风气都是从孩童开始，然后一辈子乐施不倦，生命不息，乐施不止。在世界上一些乐施成为全民族风尚的地方，风凉话、患得患失的话、幸灾乐祸的话大概是听不到的。

　　四海之内：构筑跨国守望之网

　　此次全球范围内的印度洋海啸赈灾热潮，让世人有了居住在一个“共同社区”的感觉。

　　在赈灾活动中，各大国政府都有积极的表现，对此国人中也有一些议论，如伪善论、阴谋论等等。

　　这次国际多边救援工作，确实也是大国综合国力竞赛的舞台，是大国国际公共形象比拼的舞台，所以各大国都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我们不必戴着过于厚重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这次各大国的救援行动，救灾就是救灾，是很具体、繁重、花钱又出力气的工作，并且还是针对外国灾民，也都没有强加于人的附加条件，大国的战略收益是客观上的、附带的。并且，大国中谁好谁不好，不是由我们说了算的。对大国此次救援工作的评价，谁好谁不好，受灾国、灾民才最有发言权——我们中国人评价哪个国家好不好，不也是以它们对中国好不好作为依据的吗？

　　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印度洋赈灾工作呈现出多赢的局面，也使人类互助、跨国守望的全球新文明得到一次广泛的洗礼。

　　笔者在另一篇社论中提到：温家宝总理在印尼雅加达救灾峰会上作题为《同舟共济重建美好家园》的讲话时，是以这样的言词开场的：“尊敬的苏西洛总统，各位同事……。”在中国，“同事”是指同一个单位、公司的人。温总理之所以把与会的各国、各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或代表也称为“同事”，是因为印度洋海啸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牵涉多方利益的人类灾难，因而其救援工作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家庭”内的“家事”，各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就成了目标一致、既有分工也有合作的同事。

　　温总理的这一句“同事”，不经意间显示了中国对于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共同事务，已经具备了与时代潮流相一致的认知。这一句“同事”，表明了尽管国家间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国家间仍然可以在某些层面或具体课题上同属一个“单位”，同属一个“家庭”或“社区”，可以合作共事。

　　这些层面或具体课题，就是指牵涉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问题”，或牵涉一批国家或一个地区的“跨国—多边问题”或“区域性问题”。前者如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如果再上升的话，一些国家努力争夺的岛礁也将消失，没什么可争的了；后者如这次印度洋海啸灾难。而印度洋海啸虽然是一场区域性灾难，救援工作却具有十足的全球性，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跨国人道救援行动。就单个国家的捐款额度而言，世界第一的位置谁都坐不了多久，日本以5亿美元当了第一没多久，德国以6.7亿美元取而代之，而就在德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当天稍后，澳大利亚又以7.6亿美元把德国挤到了第二，但显然澳大利亚不会是最终的第一。当然这种竞赛有一点比拼影响力和比拼国家形象的性质，过火了就不太好。所以，应当有一个超国家权威来协调这种全球人道救济资源过于集中的现象，毕竟世界上还有许多灾难深重的地区也亟待援助。

　　我们不妨把地球看作是人类在茫茫宇宙中乘坐的一艘孤零零的太空之舟，除此无处可去。这时候，人类内部的那些冲突和恩怨就变得小了，这时候，关心这艘船是否破了，漏了，骨架是否结实，反而更加重要；而船上的乘员们也只有邻里相助，同舟共济，人类整体的生存质量和持续生存才会有保障。因此我们也确实可以探索建立制度化的跨国守望互济网络。此次雅加达救灾峰会上提出的海啸联合预警机制，国际救灾协定和救灾基金等等，都是在“全球同属一个社区”这一概念下的产物。尽管国际关系有其冷冰冰的游戏规则，但如果能在其中不断增加一点共同社区的感觉，增加一点人之常情的暖意，那么人类的前途就会稍微乐观一些。

　　民间之维：从灾难看公民社会

　　基督徒认为：人类因互助而高贵。佛教徒也说：放下我执我相，实践人类互爱。

　　而公民社会，可以从对抗、制衡的角度来建设，也可从互助互爱、自治、自救的角度来建设。

　　前几天有人告诉我这样一个个案：广东某市一个个体经商者到广东另一城市经营业务时不幸身故，他是个体户，没有单位；他又是在异地短暂居住，与家乡、异地两头的关系都比较淡薄；此外他还没有买商业保险。那么他的家庭怎样才能得到援助？

　　这个看上去是难题的课题，在国外已经有了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靠同业公会，某人即便是个体经商，他毕竟还从属于某个行业，而每个行业无论大小，其内部一般都有互助互济网络；另一个是社区守望，使慈善救济工作基本上在当地社区这个层面，就能通过成熟的守望互助机制加以解决，根本用不着在媒体上煽情地游说全国人民来捐款，吁请上级政府来帮忙。这个社区守望机制当然也涵盖那些在本社区短暂居住的人员，这是一个友好的待客之道。如果有这些机制存在，对那名广东个体户的家庭的救济，就不难解决了。

　　这个问题之所以还会被提出来作为一个问题，说明我国民间的互助互济网络比较匮乏，我们民间社会的自治、自救能力还比较薄弱。我们在加强政府的执政能力的同时，也有必要加强民间社会的自治、自救能力——只要有可能，各行各业、各个地域、持有各种兴趣和主张的人们都应当组织自己的公共社团，包括那些无依无靠、没有固定“单位”的流动人员(至少他们可以自己靠自己)。

　　就世界范围而言，跨国民间互助网络、跨国公民社会，也正在浮出水面。这种网络、社会的观念基础，是普遍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以及其它的普世伦理。此次在全球范围内涌现的跨国民间赈灾活动，就是基于人道主义高于一切的精神，基于人道援助、人道责任没有国界的时代观念。

　　一般来说，一个人身上可以有两种属性，一种是某国国民，另一种是人类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一个人同时拥有某国公民和世界公民这两种身份其实并不矛盾，反而是一种先进的时代潮流。“无国界医生”就是在默默实践上述时代精神的一些“世界公民”，他们总是出没于世界上的战乱疫病地区和灾难现场(“无国界医生”也是海啸发生后第一个进入印尼灾区进行救援的外国机构)，一视同仁地救死扶伤，包括自己国家的敌对国的国民。以年轻人居多的“无国界医生”可以说也是世界上最愤怒的一群愤青，他们在目睹灾难现场的反人道罪行时，并没有像国际红十字会那样保持中立，而是超越医生职业勇敢地予以披露和谴责。他们应当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世界公民和最优秀的愤青。

　　对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在各国争相做“负责任国家”的同时，我们也寄希望于今后有更多的跨国公民运动、跨国非政府公益组织，来补足国家在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领域中的不足——毕竟国家瞻前顾后的想法要多一些，而非政府公益组织考虑的只是单纯的道义原则。例如对于减少全球废气排放，非政府公益组织比各国政府态度要积极得多，因为国家还要考虑到国家利益、GDP增长率等等。因此，非政府公益组织可以在国家之外起到积极的补充作用。我们期待着世界各国政府领袖有更多的场合和机会以“同事”互称，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公民通过各种机制、针对各种公共课题成为“同事”。

　　彩虹之约：设立地球的代表

　　《圣经》中有人类遭受大洪水之劫的记载，其理由是：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圣经》中还说：当大洪水退去，飞鸟衔来橄榄枝之后，神晓谕怒海仅存的诺亚一家：“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圣经创世纪》第九章)因此在《圣经》中，彩虹是神应许人类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的立约之记。

　　《圣经》中神的启示和约定，就我个人看来，也可以视作大自然对人类的启示与约定。大自然之怒，是人类过于榨取、毁坏、干预自然的结果；大自然与人类其实也有约定——两者之间可以和谐共存，这个约定，当然也可以视为一个“彩虹之约”。

　　在东方和西方，彩虹都代表着和谐与美好的希望。但是，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看见彩虹了？当我们以满天阴霾和废气扼杀了彩虹——这个神或者大自然与人类的和谐之约的标记时，我们就只能遭受“天怒”、“天谴”。

　　我们可以把印度洋海啸看作是一个来自地球的启示和警告。地球为人类贡献了这么多，在人类的立法机构中却一个代表都没有。必须有人、有团体来代表大自然和地球了，在我们这艘宇宙“孤舟”出现裂缝和漏水之前。

　　相关专题：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