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海啸灾难百日祭 反思眼球崇拜与媒体责任

图为因海啸而丧生的遇难者遗体堆放现场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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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凹陷部分为印度洋大地震给海床烙上的“伤疤”

　　当海潮平静下来,回顾和反思往往更有意义

　　4月5日是中国的清明节，也是印度洋海啸死难者的100天“祭日”。

　　当天，数千名海啸幸存者聚集班达亚齐,为在海啸中丧生和失踪的约22万遇难者举行了祈祷仪式。

　　作为一场撼动了整个世界的灾难，印度洋海啸也被许多中国媒体永远刻录在它们的历史上——这是国内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赴海外报道突发灾难事件，约有50余家媒体派记者到达现场。

　　当海潮平静下来，回顾和反思往往更有意义。

　　文字背后的痛苦

　　印尼acehkita.com 网站总编辑丹尼是海啸后最早到达重灾区亚齐采访的记者之一。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海啸灾难背后，还有更多没有触及的痛苦。他说:“海啸后第3天，我在海边看到200多具尸体，这些尸体的衣服口袋统统都被翻开了，那些死难者手指上连一个戒指都没有剩下，显然是海啸的幸存者对死者进行了抢掠。当时的这个局面，我们觉得很丢脸，也没有就此进行任何报道。”

　　丹尼当时在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展示一幅他拍摄的照片:一具女尸趴在一个土丘上，旁边一只打开的箱子里空空如也。记者问这只箱子为什么里面什么也没有？丹尼红了脸，犹豫了片刻，才告诉记者这个事实。

　　在丹尼的电脑里还有另外一张照片，画面上店主为了防止被抢，只能通过锁着的铁栅栏出售东西,“很多灾民找不到食物，结果就想办法到店里抢东西或者偷东西。”他说，在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灾难中，你作为一名前线记者虽然要冒很多危险，但你很难把自己想像成一名英雄，因为现场太让你震惊了,“那是我记者生涯最恐怖的局面”。

　　《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则在海啸灾区国强烈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反差——没有受灾的地方一片歌舞升平。他看到很多本地司机一路上都大声开着摇滚音乐，还要酒喝,而路边不时就可以看见躺着的尸体。

　　“到现场后，感受到的是强烈的刺激，不仅仅是同情心，更多的是人类对生死思考的迷茫。”他说。

　　媒体对市场竞争应保持警觉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段京肃教授认为，这次报道中国媒体打破了原来的意识形态限制，把灾难作为自然和人类的挑战来报道。通过媒体的努力，还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来自民间的对外援助行动——民众真诚的帮助，与媒体客观报道分不开。

　　“很多媒体都把这次海啸报道看作是自身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刘鉴强也认为。

　　东南亚与中国有特殊的渊源，交流不断增加,是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主要目的国。签证容易、花费不高等技术层面的原因也使得媒体可以大举出国。

　　但中国媒体在这次海啸报道中所出现的一些倾向也引起了一些观察者的注意。比如一些报道没有把视角放在灾难本身，而是过多地偏重中国游客和华人的受灾情况，显得十分“小气”。

　　国内一家媒体记者承认，作为记者，当时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关注灾民们“特别是去那里旅游的北京游客及当地华人的生存状况”。

　　段京肃认为，中国媒体对于受灾华人的关注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体现了龙的传人感情的接近性。但是,这样大的灾难报道不能仅仅把报道的主体局限于华人。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通过《瞭望东方周刊》告诫说:“作为媒体,我们永远要知道我们面对的全人类的灾害，当你出现在灾区的时候,你只需要人们知道你是记者,知道你是从事这个职业的就够了，不需要强调你是中国记者,更不需要强调你是某某报的记者，不需要做一个某某报的T恤穿在身上。”

　　钱钢十分担忧中国内地一些媒体的灾难报道“插旗心态”——把灾难现场当作是展示自己实力的一个道具,“在一个山头上插上报社的旗，只要去了，证明本人到此一游就行，至于报道的对象和质量则并不关心,为了现场而现场”。

　　这种的“插旗心态”是怎么来的？钱钢认为，这是媒体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缺乏必要的警觉和距离感所导致的，“一些媒体有一种假定的逻辑，认为市场天然是好的,竞争一定是对的，甚至很自然地想媒体在灾难报道中也一定是激烈的竞争关系。但是,请允许我说出我的观点:在这样的自然灾害爆发的时候，媒体之间的竞争是极其次要的，而合作是第一的。”

　　丹尼也表示，在海啸这样的灾难面前，靠“插旗”来表现特定媒体的实力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呢，成绩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的国籍、民族和媒体大小都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有良心的新闻工作者。”

　　眼球崇拜与媒体责任

　　与海啸发生时的铺天盖地的报道形成对比的是，对于印尼举行海啸百日祭的祈祷仪式，中国媒体报道得很少。

　　段京肃说:“遗忘性是大众传媒的特点，当他认为报道不能吸引读者眼球的时候,会自动转入其他容易抓住读者眼球的新闻。”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兴荣认为，这也不一定是媒体的问题，“人很善于遗忘，悲痛之后重振家园也许需要忘记。”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一细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中国媒体的某种浮躁,是“眼球崇拜病”的牺牲品。最新出版的《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文章，就是《3个月后看海啸》。《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苏赫透露，该周刊现在已经开始策划海啸一周年报道的内容了。

　　此外,从前年伊朗大震的经历看,国际社会承诺的救援款只有不到五分之一能够兑现,这种情况在海啸灾区会不会出现？可惜只有少数的新闻媒体能够持续关注。

　　钱钢认为，海啸报道热得快、冷却也快的现象，与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片面追求眼球有关。

　　当媒体认为海啸题材已经“卖”不出去了，就会改变故事选题。单纯追求眼球，实际上是在媒体间发起了一场“新闻恶俗化”的竞赛。“媒体在追求眼球的时候也应该承担起媒体的社会责任。”他说。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陈花明注意到，一家报纸在处理海啸新闻的时候，将“李连杰‘凭真功夫’保家人平安”的稿子放在了头条位置，而海啸遇难人数的消息却被放在了二条。

　　100天后看海啸，如同我们当初的“海啸震动中国”报道一样，我们觉得海啸真的可以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吴芳兰、聂晓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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