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福威茨当选世行行长：新保守主义的胜利

　　3月31日，原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获得世界银行董事会的认可，如愿当选世界银行下任行长。

　　对于伊拉克战争的反对者和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的影迷来说，保罗·沃尔福威茨绝不陌生。《华氏911》中令人难忘的一个经典镜头就是，沃尔福威茨为在电视上露面而整理头发时，居然在梳子上优雅地吐了口唾沫。

　　作为布什政府中的鹰派高层智囊，沃尔福威茨从被布什单方面提名的那一刻起，来自欧洲与中东国家的反对声就延续不断。但有破除法德阻挠而大肆推进伊拉克战争的“经验”在先，沃尔福威茨的上任之路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刁难。

　　当选饱受争议

　　“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能够为世界上所有人创造机会，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没有比这更令人满足的事了。”踌躇满志的沃尔福威茨将于6月1日走马上任，接替沃尔芬森开始5年的世行行长任期。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他的当选对于贫困国家来说“简直是一个灾难”，因为沃尔福威茨不是一个解决贫困问题的专家，缺少实际从事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英国《金融时报》称，沃尔福威茨只有“微乎其微”的经济和金融知识。

　　更让人对其不敢苟同的是他在伊拉克战争上所扮演的角色。“9·11”事件后，沃尔福威茨极力怂恿白宫攻打伊拉克，以“证实”伊拉克发展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声称伊拉克人民会夹道欢迎美军，并认为伊拉克石油的出口所得外汇足以支持伊拉克的重建任务。但现实是，美国在伊拉克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驻伊美军却不断受到反美武装的袭击，伤亡惨重。但直到今天，沃尔福威茨依然不肯承认错误，对杀伤性武器不依不饶，却对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官兵人数则轻描淡写。

　　沃尔福威茨获得任命的当天，包括“全球公平动员”和“美国国际行为援助”在内的诸多国际援助组织和群体的成员在世界银行总部集会抗议。“现在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和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国际开发相关经验，却在伊拉克重建中失误连连、判断不准的人休戚相关了。” 抗议活动的领导人罗伯特·维斯曼说道。

　　对此，布什表示，沃尔福威茨在五角大楼的管理经验和外交资历让他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他曾经担任过东亚事务助理秘书长和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可是，布什的“提醒”却使人更加质疑他对沃尔福威茨的任命意图。美联社对此评论说，“沃尔福威茨的就职，让布什政府能够在这个拥有1万多名雇员的大银行中贯彻自己的意志。”

　　为了化解批评，沃尔福威茨在当选前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他打电话给为帮助世界贫困人口而一直摇旗呐喊的爱尔兰摇滚明星博诺；他去欧洲同世行执行董事会官员以及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进行多次会晤。

　　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沃尔福威茨特别强调说：“我知道，欧洲担心世界银行会成为一个更加倾向美国单边主义的机构。但我想，在与我沟通之后，他们会了解，我不是一个单边主义者。”

　　果不其然，经过他的努力，欧洲国家，特别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德法等国并没有对沃尔福威茨的上任“制造麻烦”。与此同时，欧盟对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提名也正等待着美国能助一臂之力。

　　布什的“外交工具”？

　　提名沃尔福威茨担任世行行长，是布什在近期内第二次指派强硬派政治人物担任重要的国际职务，此前国务院忠贞的新保守派人物、前助理国务卿约翰·博尔顿被授予驻联合国大使的头衔。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外交政策专家伊凡·代尔德认为，布什政府正在将其外交政策延伸到这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在布什政府看来，这些组织约束了美国的行动，因此美国要派人去“攻关”。

　　早在1976年，约翰逊总统也有相似之举，他提名当时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纳麦拉担任世行行长。而麦纳麦拉也曾被称为“越战的总设计师”，因此这一提名也遭到一些国家的反对。麦纳麦拉上任后，虽然世界银行没有完全成为美国海外政策的工具，但是麦纳麦拉在选择贷款对象时，更多考虑这个决定是否符合美国的对外政策。一些坏账依然没有解决，有些贷款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我的顾虑是，世界银行现在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工具，例如世行可能在伊拉克重建中担任领头的角色，”前世银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评论道，“这将会严重威胁到世行身为多边发展组织的地位。”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艾米提·协里斯则提出，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沃尔福威茨将在世界开发援助的舞台上“强调国家建设对经济成长”的重要性。协里斯评价沃尔福威茨在印尼担任大使时的外交重点就是宣扬社会开放(也就是民主)以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他认为这些诉求无疑是新保守主义基本教条的再现。

　　犹太后裔的政治情结

　　今年61岁的沃尔福威茨，于1943年12月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是康奈尔大学知名的数学家，1920年从波兰移民至美国。

　　虽然不是在以色列出生，可是作为犹太人后裔的沃尔福威茨对以色列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感情。14岁的时候，他曾随父亲到海法(以色列一海港城市)交流访问，在那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他的姐姐现在也移民到了这个国家。在美国政坛，“充满热情的以色列拥护者”是沃尔福威茨显著的身份标识之一。

　　年少时沃尔福威茨就对政治情有独钟，可是他还是按照父亲意愿于1961年进入康奈尔大学主攻数学专业，计划着“子承父业”。

　　但是，经过4年的磨练，沃尔福威茨依然对政治不能释怀，所以最终还是“重返正道”，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院。1972年，沃尔福威茨从那里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同时受聘于耶鲁大学，担任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充满抱负的政治家从来不会让自己的思想仅仅停留于三尺讲台，沃尔福威茨也不例外。1973年，沃尔福威茨毅然离开耶鲁来到华盛顿，任职于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开始了其从政生涯。1977年，沃尔福威茨到美国国防部任高层官员。5年后，他出任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并从1986年3月起任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在海湾战争期间，沃尔福威茨是老布什政府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2001年2月，他在小布什政府中再度出任此职，成为美国国防部的2号人物。

　　和其他犹太移民的后裔一样，沃尔福威茨努力追寻自己的“美国梦”，即使是身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界也不例外。进入政坛早期，他就以敏捷的思维和精确的分析能力深受白宫赏识。他不仅有着过人的智慧，更常常一天工作18个小时，尽管他从未担当过一把手，却是华盛顿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幕僚之一”。

　　大使生涯众说纷纭

　　在1986至1989年间，沃尔福威茨出任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那段经历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他在印尼的政治表现至今仍引起许多议论和纷争。

　　有人批评他对当时执政的苏哈托独裁政权缺少批评，甚至是彻底支持。“他对于印尼的民主运动反应十分缓慢，当印尼市民因反对专制政策而被折磨，被关押，被各种各样的方式毁灭时，身为大使的他从来没有为他们说过一句话，没有一次。”芝加哥西北大学的印尼研究专家杰弗瑞·温特斯说，当时他本人也在印尼。

　　也有人说他对印尼的人权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是沉默支持的策略，并指出他曾经直接发表呼吁印尼政治改革的宣言。当时是在1989年沃尔福威茨离开印尼回国前，他公开表示印尼需要政治和经济改革，声称开明的政治环境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正面作用，“更多的开放能带来经济上的成功，我相信印尼现在对开明政治环境的呼声更高了。”

　　但在1997年，沃尔福威茨在一个公开场合却又大加赞赏苏哈托，称赞这个独裁者是名“强有力而又非凡的领导”。

　　“他在领导印尼民主运动中的任何角色都太复杂，无法轻下论断。”温特斯表示。

　　对于沃尔福威茨的政治理念来说，3年大使经历的最大意义，就是让他更加坚信运用美国力量去推动民主改革的重要性。因此，当时与沃尔福威茨共事的美国外交官猜测，他可能将这一作风延续到世界银行。

　　儒雅的鹰派人物

　　虽然是“鹰派”人物，但在他的同事看来，沃尔福威茨为人处事却非常随和，是个谦谦君子。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相比，他更有知识分子的儒雅气质。　

　　即使是那些强烈反对其意识形态的同僚，也认同沃尔福威茨比一般的华盛顿政客更让人感到舒服。“在华盛顿，我经常看见人们像对待一件家具那样对你，可是他并不是这样。”与沃尔福威茨在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共事的丹·格尔说道，“即使他因为你对他做过的一些事而遭受批评，你也不会因此而受到他的排挤。”

　　尽管是忠诚的以色列支持者，但沃尔福威茨同时也是布什政府中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少数分子。他公开对巴勒斯坦人民所受的灾难表示同情，也因此在2002年的一个“维护以色列”集会上他被要求做出解释。

　　沃尔福威茨还是伊朗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者，为此，德黑兰大学的伊朗籍女教授阿扎·纳菲赛把自己最有名的书——《在德黑兰读洛伊塔》献给了他。

　　即便有如上口碑，在华盛顿仍然流传着这样一个黑色幽默：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在两个心脏捐助者之间权衡，一个是年轻的运动员，还有一个就是保罗·沃尔福威茨。“我要沃尔福维茨的。”病人决定。“但是，这人已经61岁了。”医生表示不理解。“是的，”病人答道，“但是他的心从来没有被用过。”

　　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的成长

　　近30年来，从芝加哥到华盛顿，从白宫到五角大楼，从卡特到布什，沃尔福威茨的政治生涯变化起伏。但是，自从成为一名政治学研究生的那一天起，他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就从来没有改变过，“新保守主义分子”是对他一直以来的最主要评价。

　　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期间，沃尔福威茨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政治老师里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艾伯特·沃尔斯特得(Albert Wohlstetter)。芝加哥大学素有“新保守主义思维温床”之称，而这两位人物更是新保守主义的“开山鼻祖”。

　　施特劳斯在《自然正当与历史》一书中集中阐释了他的政治哲学核心——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只有一种美好生活：符合自然正当的生活。在施特劳斯看来，“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正当的，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不正当的。所以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就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构筑了价值观，在新保守主义者眼里，美国是高尚、美好、文明的化身。所以美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既能体现人类美德、又能让全世界人都过一种美好生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强教授解释道，对待那些挑战美国文明的国家，新保守主义认为“抽象的、普世的价值观不具有任何意义，具有意义的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分，是正义与邪恶的区分”。

　　施特劳斯的思想为沃尔福维茨提供了“美国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军事思想家的沃尔斯特得向沃尔福威茨灌输着“军事至上”的理念，他认为武器技术是维护美国霸权的关键因素。并且，在沃尔斯特得的帮助下，1969年夏天，沃尔福威茨加入华盛顿“维持保守国防政策委员会”，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游说白宫和国会支持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

　　在两位导师的引领下，沃尔福威茨以“美国单边主义、崇尚军事力量”为核心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完善成形，他博士论文的主题就是关于中东核武器化的危机。在沃尔福威茨的政治理念中，坚信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坚信美国是推动世界美好的重要力量，对基辛格的缓和与牵制政策持蔑视的态度。

　　1997年，沃尔福威茨成为美国新世纪工程(即PNAC)的领导人物。PNAC成立的目的包括：提高美国军费支出；加强美国和其民主友邦的关系，挑战对美国利益和价值有敌意的国家；对外宣扬政治和经济自由；负起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确保其对美国的安全、繁荣和核心价值维持友善。

　　第二年，PNAC成员在“致克林顿总统的一封建议书”中，表示应该对伊拉克和其他“潜在侵略性国家”采取新外交政策，主张以强制打击政策取代牵制政策；提倡用武力减少以伊拉克为首的邪恶国家的威胁。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由沃尔福威茨领导的布什内阁主要成员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然后又积极怂恿白宫推动伊拉克战争。以“保护美国安全”为口号的强制打击政策开始大行其道。并且，新保守主义分子们还在酝酿如何逐步一个一个地解决沙特、伊朗、叙利亚、利比亚、朝鲜等“邪恶国家”。

　　布什在对伊宣战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要解放中东饱受苦难的人们，经受很多折磨的人们，给他们带来更文明的社会。”而这也正是以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的核心理念。 特约记者 蓝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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