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崛起的秘密：危机意识和奋斗精神

横跨汉江的大桥，远景处是汉城的金融中心汝矣岛，那栋高楼也是韩国的最高建筑。图/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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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万静波

　　了解韩国只是第一步，而研究该国崛起的经验，以期对中国有所裨益，才是此行的最终目的。

　　短短一周行程，来去匆匆，有如蜻蜓点水，所见所闻俱为浮光掠影。但由于本刊采

访团所接触的均为韩国最优秀的俊杰之士，和他们交流，自然获益匪浅。韩国奇迹般崛起的原因，见仁见智，以记者的管窥之得，至少有三处值得中国人重视。

　　危机意识

　　韩国是个狭长的半岛国家，东临日本，西靠广袤的中国大陆，处于两大强国的围夹之中。

　　历史上韩国多次遭受外族攻击，由于岛狭国小，回旋余地不大，攻守之势往往旬日间就会逆转。16世纪的壬辰倭乱，从韩国东南沿海入侵的日军，仅10天就兵临平壤城下。1950年，美军仁川登陆，登时扭转了朝鲜战局。特别是1910年的亡国之痛，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李氏王朝覆灭，直到日本战败才结束了殖民地局面。

　　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旦夕巨变的紧张感，无法弥散的民族悲情，决定了韩国人身上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国民性格，韩国人称为“han”意识——“恨”。韩国人性格暴烈，态度决然，在事涉国家关系时的举国一心、同仇敌忾，也都源于此。

　　前几年有韩国民众集体切指，以表达对日本否认侵略罪行的愤慨。访韩前夕，同样也有切指、自焚的消息传来。据本刊记者的采访了解，韩国主流知识界也不赞同这种激愤行动，但却都表示理解：“韩国是个小国，如果我们自己做事磨蹭，开会研究，那事情都过去了，谁还会理你呢？”

　　韩国电影业也一度落后，1980、1990年代，韩国人最熟悉的电影明星不是美国人，就是成龙。这也是好莱坞电影全球攻略下的常态：除了印度、法国和香港，哪个地方不是岌岌可危？

　　可韩国人偏偏说不！1997年，在导演林泽权的带领下，数百名韩国电影人到美国大使馆前集体抗议，削发明志。其中就有今天韩国最著名的几位导演 ：姜帝圭(本刊上期报道过的《太极旗飘扬》导演)、金基德(近几年频频摘取世界电影大奖的导演)等。

　　这种危机意识和行动哲学，在兴建汉城-釜山高速公路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70年代的朴正熙时代，基于加快道路交通建设的需要，朴决定上马该工程。按正常工期，得4年半才能完工。朴正熙不干：哪能等那么久！一定要两年完工。结果还真在两年内建成了(代价是质量受损，路面不时需要翻修)。

　　危机意识的形成，有外因也有内因——要想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民族国家，除了政治地缘共同体、经济共同体，韩国必须要促成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形成。对这个缺少原创文化、长期处于政治附庸地位的国家(日据时代结束后，又受美日的控制和影响)来说，危机意识，是韩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有效催化剂。

　　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些事实：2002年世界杯上韩国人那种山呼海啸般的集体狂热；金融风暴时共纾国难的“献金运动”。

　　奋斗精神

　　赴韩国前，请教退休的中国前驻韩外交官、北大教师白锐先生，他说他常给韩国留学生讲：“韩国是你们的父兄用肩膀扛起来的。”韩国年纪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一辈男子，普遍身材不高，和当代年轻人相比，恰成鲜明对照。

　　在汉城乘地铁，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越晚地铁里人越多，到12点停开的那一班，简直如超市般热闹。其中固然有韩国的公司职员下班后喜欢结伴喝酒的原因，也与韩国人加班工作、工时超长有关。据说“过劳死”这个词，最早就是从韩国传播开的。

　　在汉城，如果晚上九十点钟跟当地朋友联系，不管是大学教授、记者，还是公司职员，很多人都还在办公室。街上行人皆健步如飞，动作快捷，有如香港的金融中心中环一带。

　　一般韩国人对中国人有个印象：“慢慢来。”是否误读且不论，恰从另一面表明了韩国人的行动哲学。

　　汉城的中国朋友讲了件事：一家设在韩国的合资企业，总经理由中方人员担任。上班第一天，他比9：30分的正常上班时间提早了5分钟，发现所有职员都到了。第二天，觉得不好意思的他提早了10分钟，没想到员工还是个个在场。熟悉韩国人的工作节奏后，为了让员工多些休息，这位总经理只好准时上班。

　　著名的“企业家皇帝”、韩国过去最大的企业——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曾说过一句话，恰当地表达了韩国人的急迫感：“韩国有什么？我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有的只是我们的国民和双手！”

　　危机意识，再加上韩国国民的奋斗精神，带来了韩国经济的惊人崛起。

　　1970、1980年代的“汉江奇迹”不必再说。以三星公司为例。5年前，现代汽车还被认为是“低价车”的代名词，价廉而质次。而仅去年，在竞争最为激烈的美国市场上，现代汽车就销售了419，000辆，比1998年增长了360%。在中国，投产不过两年的北京现代汽车，销量已跃居今年一季度中国市场之首。业内人士公认：自1998年起现代汽车是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商中，成长最为迅速的企业。

　　三星公司同样如此。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三星也受到重创，负债170亿美元，几乎像大宇公司一样申请破产。可三星公司最终绝处求生，不仅摆脱韩国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还成功跻身世界企业五百强之列。

　　在经济领域之外，韩国人同样在政体改革、文化、体育、电影电视等方面，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

　　知识分子参与

　　韩国有个名词——“386世代”，特指那些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投身韩国民主化运动、如今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这些在青年时代为自由民主流过血泪和汗水的一代，是韩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韩国的民主化运动，不仅表现为要求结束军政府威权统治、转向民主政体的政治运动，还包括：

　　为千万产业工人争取合理薪酬、劳动时间、合理保障制度的工人运动；

　　要求男女平权、保障女性就业、受教育、参政权利的女性解放运动；

　　以及1970年代开始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类似于1930年代中国文化界以街头话剧、漫画、黑板报等为特色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样是深入民众，以文艺演出的方式唤醒民众参与)等。

　　这些有力推动了韩国历史进程的社会运动，其动员、发起和组织者，往往是韩国的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本刊上期《发现韩国》专辑中报道的金敏基(音乐家、戏剧导演)、韩明淑(政治家、国会议员)、任钟皙(学生领袖、国会议员)等，以及对我们访韩给予很大帮助的白元淡教授(翻译家)等人，就是他们中的卓越代表。

　　而他们共同的精神源头之一，应该是金大中先生。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早年留学美国，本可以“独善其身”，过上脱离大众苦难的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却毅然投身民主化运动，其间历尽艰辛——牢狱、流放、绑架、暗杀……但他“虽九死而不悔”，成为备受韩国民众拥戴的标志性人物。本刊曾想联系采访他，惜未能遂愿。

　　今天的韩国社会已步入多元化时代，当年的“386世代”，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但要求进步和改革，仍然是韩国知识阶层的主流声音。

　　2002年，坚持温和改革路线、代表自由派立场的卢武铉当选为韩国总统，就以“386世代”为选民基础。其竞选团队和内阁成员里，也活跃着大量“386世代”的身影。

　　去年，韩国国会相继通过几个法案：一是彻底清算“韩奸”的《日占期间亲日行为真相查明特别法》，开列具体行为18种，甚至要编“韩奸词典”；一是《舆论改革法》，基于新闻自由是社会基石的进步理念，法令规定反对新闻控制和垄断，国家募集资金，补助、扶持那些经济困难的报社发展，以促进新闻竞争。

　　这些有鲜明正义立场的法令，如没有那些秉持进步理念、坚持对历史负责态度的议员的推动，想来难以轻易通过。

　　让人惊异的是，在去年的韩国国会议员选举中，一个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立场的政党——民主劳动党一跃而成为第三大党。在全球左翼运动陷入低潮、左翼政党支持率下降的背景下，这着实令人惊异。这与文化知识界的支持不无关系。该党选举前就得到了韩国数百电影人的公开声援，表态支持他们的竞选纲领。其中有以作品《老男孩》在今年柏林电影节上获奖的导演朴赞旭，重量级演员崔民植等。

　　不管如何评价这一现象，韩国人这种强劲的参政热情，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知识分子式的批判立场，确实值得尊重。

　　过去，韩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地推动了韩国的民主转型。今天，在参与社会建构方面，他们仍然在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比如由文化界推动、金大中总统在任期间提出的“21世纪以文化产业立国”的国策，今天已成了韩国的重要发展路向。

　　这在知识工具化、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知识界越来越边缘化的世界性大趋势面前，多少是个异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希望本刊的这次韩国之旅，能多少帮您解除一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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