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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崛起的秘密:危机意识和奋斗精神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1日13:32 南方人物周刊
韩国经济崛起的秘密:危机意识和奋斗精神

横跨汉江的大桥,远景处是汉城的金融中心汝矣岛,那栋高楼也是韩国的最高建筑。图/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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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万静波

  了解韩国只是第一步,而研究该国崛起的经验,以期对中国有所裨益,才是此行的最终目的。

  短短一周行程,来去匆匆,有如蜻蜓点水,所见所闻俱为浮光掠影。但由于本刊采
访团所接触的均为韩国最优秀的俊杰之士,和他们交流,自然获益匪浅。韩国奇迹般崛起的原因,见仁见智,以记者的管窥之得,至少有三处值得中国人重视。

  危机意识

  韩国是个狭长的半岛国家,东临日本,西靠广袤的中国大陆,处于两大强国的围夹之中。

  历史上韩国多次遭受外族攻击,由于岛狭国小,回旋余地不大,攻守之势往往旬日间就会逆转。16世纪的壬辰倭乱,从韩国东南沿海入侵的日军,仅10天就兵临平壤城下。1950年,美军仁川登陆,登时扭转了朝鲜战局。特别是1910年的亡国之痛,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李氏王朝覆灭,直到日本战败才结束了殖民地局面。

  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旦夕巨变的紧张感,无法弥散的民族悲情,决定了韩国人身上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国民性格,韩国人称为“han”意识——“恨”。韩国人性格暴烈,态度决然,在事涉国家关系时的举国一心、同仇敌忾,也都源于此。

  前几年有韩国民众集体切指,以表达对日本否认侵略罪行的愤慨。访韩前夕,同样也有切指、自焚的消息传来。据本刊记者的采访了解,韩国主流知识界也不赞同这种激愤行动,但却都表示理解:“韩国是个小国,如果我们自己做事磨蹭,开会研究,那事情都过去了,谁还会理你呢?”

  韩国电影业也一度落后,1980、1990年代,韩国人最熟悉的电影明星不是美国人,就是成龙。这也是好莱坞电影全球攻略下的常态:除了印度、法国和香港,哪个地方不是岌岌可危?

  可韩国人偏偏说不!1997年,在导演林泽权的带领下,数百名韩国电影人到美国大使馆前集体抗议,削发明志。其中就有今天韩国最著名的几位导演 :姜帝圭(本刊上期报道过的《太极旗飘扬》导演)、金基德(近几年频频摘取世界电影大奖的导演)等。

  这种危机意识和行动哲学,在兴建汉城-釜山高速公路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70年代的朴正熙时代,基于加快道路交通建设的需要,朴决定上马该工程。按正常工期,得4年半才能完工。朴正熙不干:哪能等那么久!一定要两年完工。结果还真在两年内建成了(代价是质量受损,路面不时需要翻修)。

  危机意识的形成,有外因也有内因——要想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民族国家,除了政治地缘共同体、经济共同体,韩国必须要促成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形成。对这个缺少原创文化、长期处于政治附庸地位的国家(日据时代结束后,又受美日的控制和影响)来说,危机意识,是韩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有效催化剂。

  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些事实:2002年世界杯上韩国人那种山呼海啸般的集体狂热;金融风暴时共纾国难的“献金运动”。

  奋斗精神

  赴韩国前,请教退休的中国前驻韩外交官、北大教师白锐先生,他说他常给韩国留学生讲:“韩国是你们的父兄用肩膀扛起来的。”韩国年纪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一辈男子,普遍身材不高,和当代年轻人相比,恰成鲜明对照。

  在汉城乘地铁,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越晚地铁里人越多,到12点停开的那一班,简直如超市般热闹。其中固然有韩国的公司职员下班后喜欢结伴喝酒的原因,也与韩国人加班工作、工时超长有关。据说“过劳死”这个词,最早就是从韩国传播开的。

  在汉城,如果晚上九十点钟跟当地朋友联系,不管是大学教授、记者,还是公司职员,很多人都还在办公室。街上行人皆健步如飞,动作快捷,有如香港的金融中心中环一带。

  一般韩国人对中国人有个印象:“慢慢来。”是否误读且不论,恰从另一面表明了韩国人的行动哲学。

  汉城的中国朋友讲了件事:一家设在韩国的合资企业,总经理由中方人员担任。上班第一天,他比9:30分的正常上班时间提早了5分钟,发现所有职员都到了。第二天,觉得不好意思的他提早了10分钟,没想到员工还是个个在场。熟悉韩国人的工作节奏后,为了让员工多些休息,这位总经理只好准时上班。

  著名的“企业家皇帝”、韩国过去最大的企业——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曾说过一句话,恰当地表达了韩国人的急迫感:“韩国有什么?我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有的只是我们的国民和双手!”

  危机意识,再加上韩国国民的奋斗精神,带来了韩国经济的惊人崛起。

  1970、1980年代的“汉江奇迹”不必再说。以三星公司为例。5年前,现代汽车还被认为是“低价车”的代名词,价廉而质次。而仅去年,在竞争最为激烈的美国市场上,现代汽车就销售了419,000辆,比1998年增长了360%。在中国,投产不过两年的北京现代汽车,销量已跃居今年一季度中国市场之首。业内人士公认:自1998年起现代汽车是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商中,成长最为迅速的企业。

  三星公司同样如此。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三星也受到重创,负债170亿美元,几乎像大宇公司一样申请破产。可三星公司最终绝处求生,不仅摆脱韩国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还成功跻身世界企业五百强之列。

  在经济领域之外,韩国人同样在政体改革、文化、体育、电影电视等方面,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

  知识分子参与

  韩国有个名词——“386世代”,特指那些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投身韩国民主化运动、如今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这些在青年时代为自由民主流过血泪和汗水的一代,是韩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韩国的民主化运动,不仅表现为要求结束军政府威权统治、转向民主政体的政治运动,还包括:

  为千万产业工人争取合理薪酬、劳动时间、合理保障制度的工人运动;

  要求男女平权、保障女性就业、受教育、参政权利的女性解放运动;

  以及1970年代开始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类似于1930年代中国文化界以街头话剧、漫画、黑板报等为特色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样是深入民众,以文艺演出的方式唤醒民众参与)等。

  这些有力推动了韩国历史进程的社会运动,其动员、发起和组织者,往往是韩国的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本刊上期《发现韩国》专辑中报道的金敏基(音乐家、戏剧导演)、韩明淑(政治家、国会议员)、任钟皙(学生领袖、国会议员)等,以及对我们访韩给予很大帮助的白元淡教授(翻译家)等人,就是他们中的卓越代表。

  而他们共同的精神源头之一,应该是金大中先生。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早年留学美国,本可以“独善其身”,过上脱离大众苦难的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却毅然投身民主化运动,其间历尽艰辛——牢狱、流放、绑架、暗杀……但他“虽九死而不悔”,成为备受韩国民众拥戴的标志性人物。本刊曾想联系采访他,惜未能遂愿。

  今天的韩国社会已步入多元化时代,当年的“386世代”,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但要求进步和改革,仍然是韩国知识阶层的主流声音。

  2002年,坚持温和改革路线、代表自由派立场的卢武铉当选为韩国总统,就以“386世代”为选民基础。其竞选团队和内阁成员里,也活跃着大量“386世代”的身影。

  去年,韩国国会相继通过几个法案:一是彻底清算“韩奸”的《日占期间亲日行为真相查明特别法》,开列具体行为18种,甚至要编“韩奸词典”;一是《舆论改革法》,基于新闻自由是社会基石的进步理念,法令规定反对新闻控制和垄断,国家募集资金,补助、扶持那些经济困难的报社发展,以促进新闻竞争。

  这些有鲜明正义立场的法令,如没有那些秉持进步理念、坚持对历史负责态度的议员的推动,想来难以轻易通过。

  让人惊异的是,在去年的韩国国会议员选举中,一个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立场的政党——民主劳动党一跃而成为第三大党。在全球左翼运动陷入低潮、左翼政党支持率下降的背景下,这着实令人惊异。这与文化知识界的支持不无关系。该党选举前就得到了韩国数百电影人的公开声援,表态支持他们的竞选纲领。其中有以作品《老男孩》在今年柏林电影节上获奖的导演朴赞旭,重量级演员崔民植等。

  不管如何评价这一现象,韩国人这种强劲的参政热情,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知识分子式的批判立场,确实值得尊重。

  过去,韩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地推动了韩国的民主转型。今天,在参与社会建构方面,他们仍然在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比如由文化界推动、金大中总统在任期间提出的“21世纪以文化产业立国”的国策,今天已成了韩国的重要发展路向。

  这在知识工具化、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知识界越来越边缘化的世界性大趋势面前,多少是个异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希望本刊的这次韩国之旅,能多少帮您解除一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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