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细胞研究亚洲全力以赴追赶西方

　　□本报驻京记者　李虎军

　　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干细胞研究对西方构成了现实的挑战，但率先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是韩国人。有研究人员认为，要赶上国际前沿，中国必须整合各种资源。

　　最后的稻草

　　干细胞移植？乍听上去，颇有几分神秘。“其实就像打针一样。”来自青海的王女士说。

　　两年前，王女士不幸患上了和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一样的绝症：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

　　运动神经元疾病患者又被称为“渐冻人”。和其他ALS患者一样，王女士的神经肌肉开始萎缩，手脚无力，吞咽也变得困难。ALS患者最后常常因呼吸麻痹而死亡，而且约有半数人在发病后3年内死亡，极少数人能存活30年以上。

　　科学界至今没能弄清ALS发病的原因，也没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王女士曾经到上海一家著名医院就诊，医院给她开出了“力如肽”——目前惟一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运动神经元疾病的药物。不过，王女士每个月花掉好几千元药费后，效果却并不怎么明显。毕竟这种药物只能延缓病程，不能改善症状，更谈不上治愈疾病。后来，她和家人从报纸和网络上看到了有关武警总医院开展神经干细胞移植的宣传报道。

　　“我们想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王女士的女儿说。

　　想抓住干细胞治疗这根稻草的，还有“超人”的饰演者克利斯托弗·里夫。

　　干细胞是尚未发育成熟的细胞，它具有再生为各种组织器官的潜能。科学家称，干细胞从理论上讲可以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例如利用神经干细胞治疗帕金森氏症、老年性痴呆、运动神经元疾病和脊髓损伤，利用胰腺干细胞治疗糖尿病，利用肝脏干细胞治疗慢性肝炎等。

　　1995年，里夫不幸坠马，脊髓受损而致瘫。此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干细胞“信徒”，四处游说人们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东方的机遇

　　包括王女士和里夫在内，许许多多处在绝望边缘的患者热切地期盼着干细胞技术，而各国的科学家也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

　　干细胞可分为胚胎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其中，胚胎干细胞取自早期人类胚胎，由此引发的伦理争议一直不断，许多西方国家对胚胎干细胞研究作出了种种限制，如美国就不允许联邦政府的资金用于胚胎干细胞研究。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是，由于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冲突不大，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政府对干细胞研究可谓是全力支持。

　　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的李凌松教授是中国干细胞研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4年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和西方国家在干细胞研究方面处在比较接近的起跑线上，中国最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完成科学上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政府对李凌松等科学家的呼声给予了积极回应。科技部批准的2001年度19个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简称“973”)中，干细胞课题占了两个席位，一项由李凌松领衔，另一项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盛慧珍教授领衔。像这样在同一年度同一领域批准两个973项目的，绝无仅有。中国政府对干细胞研究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而李凌松所在的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自2000年成立以来，除获得科技部的支持外，还从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得到了大量经费。其中，仅北京市在最近3年就投入了1600万元支持干细胞项目。

　　在亚洲的干细胞研究中，中国的阵容可能最为强大。几年来，干细胞研究的中国之队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进展。

　　东方国家兴起的干细胞研究引来了西方国家的关注。2004年9月，英国贸易工业部一个专家小组考察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干细胞研究状况后称，这三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与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富有才干，经费和设备方面可能也不逊色，给西方的干细胞研究构成了现实挑战。

　　不过，率先在国际上锋芒毕露的并不是中国科学家，而是一位韩国科学家：汉城国立大学的黄禹锡(参见本版《黄禹锡：杰出的韩国科学家》)。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干细胞研究的确在进步，但与国际上的差距一年比一年大。

　　这位研究人员还说，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内的研究合作机制不顺畅，很多实验室各自为政，力量比较分散。5月25日，北京大学李凌松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采访时也说，“从技术上讲，从资源上讲，我们比韩国，比其他国家都不差”，“但中国的临床机构和干细胞研究机构往往是分离的，效率非常低。韩国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提示，中国必须整合各种有效的资源，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增加效率，我们就有信心赶上国际前沿”。

　　黄禹锡也告诉本报记者，他知道“一些中国干细胞研究人员潜力不错”。

　　临床的困惑

　　韩国的黄禹锡已经被誉为干细胞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52岁的他希望干细胞技术能够造福于他母亲那一代人，但同时谨慎地表示，这项技术距离临床治疗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干细胞的临床应用之前，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我们需要进行动物试验。”他对本报记者说。

　　里夫就没能等到干细胞技术成熟的那一天。尽管美国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水平领先于世界，但相关研究仅限于动物实验，尚未推进到临床。2004年10月，年仅52岁的里夫无奈地撒手人寰。

　　不过，干细胞技术的临床实践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英国贸易工业部那个专家小组在考察报告中说，韩国科学家似乎不那么急于走上临床，而中国很多科学家急切地希望在临床实践得到应用———在中国将实验室技术应用到临床显然比在西方容易得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临床实践就一定违反了伦理或规范。

　　安沂华即是干细胞技术的临床实践者之一。他在博士后研究期间师从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目前是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神经干细胞室主任兼武警总医院神经干细胞移植科主任。

　　6月6日，青海的王女士在武警总医院一间稍显陈旧的病房里完成了神经干细胞移植。据安沂华介绍，在王女士之前，武警总医院已经利用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了100多位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脊髓损伤、脑出血、脑外伤等疾病的病人，“大多有明显改善”。

　　神经干细胞取自流产胎儿，经过若干天的培养后，先后分成四次移植到了王女士体内。医生使用的是“腰椎穿刺蛛网膜下腔注射”的方法，对躺在病床上的病人进行局部麻醉，每次移植只需十多分钟。王女士说，感觉就像是在腰部打针。

　　四针下来，或者说四次移植下来，王女士花掉了4万多元。现在，王女士的手脚比以前灵活多了，吞咽食物也没有以前困难了。但她不知道这种疗效能够维持多久。王女士说，如果效果确实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几个月后她或许还会再来做移植。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患者接受干细胞移植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例如，王女士的一位ALS病友病情比她来得重，干细胞移植的疗效也比她差了很多。

　　像武警总医院这样将干细胞技术应用于临床的机构，在国内并不少见，见诸报端的就有北京朝阳医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海军总医院等。此外，各地甚至有一些实力不强的医院也在进行所谓的干细胞移植。

　　很多研究人员对国内干细胞临床应用的高涨热情普遍表示忧虑。他们认为，且不说流产胎儿的细胞来源等方面是否存在伦理问题，干细胞技术本身是否成熟就非常值得商榷。今年2月，北京宣武医院细胞治疗中心主任张愚教授在《健康报》上发表观点认为：将尚未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所产出的具有相当随机性的细胞直接移植给患者，是难以想象的；已经进行的很多临床实验都没有发现长期疗效；干细胞发挥疗效的同时也存在致瘤的可能性；干细胞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之前，必须首先通过细致的临床前大动物(即猴子)试验。

　　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和北京科宇公司今年打算在全国建立10家临床合作医院。其征集合作医院的广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国的干细胞研究和临床应用，目前还没有国家标准。在没有完整、成熟的临床治疗技术体系和方案的情况下开展干细胞临床治疗工作，存在严重的不规范和安全隐患。”值得说明的是，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也是临床实践者之一，至今也累计治疗了100多例病人。

　　安沂华说：“病人是最实际的，他们希望得到治疗，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职责。干细胞移植之前，我也会给病人交待，移植后也可能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没有违规，更没有坑害病人。”他还举例说，病人一旦患上ALS，就只能等死，如果能够改善症状，延长病人半年以上的生命，工作就已经很出色了。

　　一位ALS患者的家属这两年非常关心国内外干细胞研究的进展。他有些无奈地说，目前西方国家大概不会允许这种尚不成熟的干细胞移植开展临床应用，即使是获准做临床试验可能也不会向病人收费，“我们这等于是自己花钱做试验，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得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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