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消除偏见才能改善农民合作发展环境

　　在关于中国人或中国农民的种种陈词滥调中，有一个是说中国农民不大能够合作。有人说中国农村社会是一种马铃薯结构，而相比之下，欧美人似乎更善于合作，例如，有的欧洲国家农村有上千年的合作社传统。———我对这种比较颇不以为然。

　　中国农民的合作传统，可以由史学家写出一本大部头的著作来。我只想说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强力控制和农民合作往往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强力控制越是严密，农民的合

作也越是困难。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因为控制程度比较弱，农民彼此便建立了非常稳定和有效的合作关系。这种案例很多。

　　年初了解到一件事情，让我对中国农民的合作能力有了新的感受。山西省偏远的永济市出了一帮热心公益事业的妇女，把农民合作事业搞得有声有色。1997年，寨子村学校的一名叫郑冰的女教师出于一些考虑，把周边的一些农民组织起来参加“科技中心”活动，农民的热心激励了她，并促成她第二年辞去教职，联合当地一批妇女，成立了“妇女科技文化活动中心”。中心成立后，各种合作事业搞得红红火火，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政府官员发现，一些公共事务委托这个组织办理反倒更有效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也更容易很好地得到处理，于是便给这个组织以很大的支持。2002年，政府有关部门允许这些农村妇女注册成立了“永济市农民协会”。据我所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合法登记注册并被冠以“农民协会”的第一个农民组织。

　　这个农民协会成立以后，办了许多曾被认为难办的事情。例如，对妇女进行职业培训，修筑乡村道路，保护社区环境卫生，协调村民冲突，在市场交易中实现集体议价等等。今年6月上半月号《南风窗》上有记者郭宇宽写这个农民组织的一篇很深入的报道，更让我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然而，事情似乎有不大妙的地方。前不久，山西董江爱女士告诉我，说永济的农民协会遇到一些困难，其中包括有的政府部门向她们伸手请求资金帮助。也许更大的困难还不在这里。如果这个以妇女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仅仅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麻烦就不会太大。在市场关系已经很普遍的情况下，这个农民协会自然要和社区以外的全社会打交道。但是，全社会的合作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农民协会如果把触角伸向社会，它们很容易遭受灭顶之灾。

　　永济农民协会要不是有一个心理承受能力极强的女领袖郑冰，也许它发展不到现在。2001年，协会从商家借款买化肥，帮助农民种植芦笋，但芦笋的价格下跌，农民归还不了化肥款，会长郑冰竟几乎被人毁容。2002年，协会组织的养鸡合作社遭到几方面的困难，特别是遭遇不法商人的欺诈，少数合作社成员也不愿意同舟共济，郑冰自己不得不将全部经济责任承担起来。这些事情的发生让我不得不想，中国农民的合作行动是多么不容易啊，合作社的组织者又需要多么强大的人格力量啊！我深信，中国农民并不缺乏所谓合作的素质，而是缺乏愿意和他们公平合作的社会外部力量。遗憾的是许多人常常反过来看问题，他们总在瞪大眼睛看农民是如何不愿意合作，而对破坏农民合作的力量或体制视而不见；他们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心里总打着“改造农民”的算盘。

　　最近到江苏、山东等地做调查，发现农民的合作社或专业经济协会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迈步。地方领导干部一再表达一种愿望，要中央政府出台一项支持政策，让农民的合作社或其他农民经济组织发展更快一些。我想问一问，如果政府对农民经济组织实行优惠政策，其他人会不会乘机冒充农民来利用优惠政策，而令真正的农民享受不到多少好处呢？听了我的问题，地方领导们也觉得这个问题还不好回答。

　　如果一个社会充满欺诈和机会主义，首先受害的自然是弱者，但最终强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弱者组织起来后自然会增强自己的力量，但如果他们的交易对象既不守法，又无诚信可言，他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再如果连游戏规则也不利于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生存机会就很小了。这些当然都是极端的情况，现实情形似乎在逐渐发生好的变化。像江苏、浙江这样的省份，工商业经济已经高度发达，政府中立程度也大大提高，农民合作社或其他组织就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从一般的角度看，按我的了解，农民的合作组织的发展似乎不会太顺利。郑冰她们遇到的困难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但这正表明中国农民并不乏合作的能力和智慧，他们亟需的是有利于他们发展合作的大环境尽快改善。 党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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