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60年，日本始终无法正视自己的失败，甚至歪曲事实，美化侵略。其朝野内外，长期涌动着一股强大的极右潜流。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标志战争结束的“玉音放送”。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玉音放送”通常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也喻示着东方法西斯势力向正义势力的低头。然而，日本著名教授小森阳一的近著《天皇的玉音放送》却揭开了“玉音放送”鬼魅和“护持国体”的一面。
1945年7月16日，美国的核武器试验成功。10天后，盟军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正式发布。但是，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仍旧徘徊在战与降的边缘，这最终惹来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原子弹实战轰击。伴随着广岛和长崎33万生灵的灰飞烟灭，一再延误最佳投降机会的昭和天皇不得不轻启“玉口”，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段过程为何来得如此艰难呢？而天皇“圣断”之际，满朝文武禁不住的“号啕大哭”究竟为何呢？
根据小森的记载，尽管日本的统治集团早已嗅到了末日的血腥，但在“御前会议”上，战与和的势力仍然形成5:3的对比。主战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不停地叫嚣，要“本土决战”，要“一亿玉碎”。主和的外务大臣东乡重德则从怎样才能维护住象征“皇室”和“国体”的“三种神器”出发，苦口婆心地劝说天皇投降。这样的情形大致反映了终战前后日本决策层的一种政治均势。围绕这种政治均势的核心理念只有两个，其一是永不服输的“武士道”精神，其二是必须维护“祖宗神器”。可见，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不意味着日本统治集团要从战争的罪恶中摆脱出来，为千千万万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忏悔。他们的眼泪只不过是为“武士”破损的自尊和“皇室”、“国体”不测的未来而流。
昭和集团的媾和行动既不是出于对和平的真心向往，也不是为了解脱陷于战争泥团的万兆生灵，其最终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护持住天皇主导下的祖宗基业。所以，对于战争中的责任问题，他们自然也就尽力回避，能脱干系便脱干系了。
《终战诏书》通篇读下来，未见半点对遭受日本侵略的各国人民所怀的悔恨之意，也丝毫没有提及军国主义的战争责任，仅仅用“至若排他国之主权，侵彼领土等所为本非朕之志也”一言以带过。《终战诏书》就侵略中国的战争问题彻底地采取秘而不宣的策略，将这铁的事实当作子虚乌有一般。小森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满洲问题“实际上和盘托出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与此同时，最为关键的是它又在追究昭和天皇裕仁身为大元帅的判断责任，这与‘护持国体’能否实现的问题也紧密相关”。
1945年11月19日，靖国神社举行临时大型招魂祭。神社中的幽灵，明治年间只有区区12万，大正末年达到13万强，昭和16年增至23万强，到昭和20年竟然狂升16倍，总数升为246万人。可见，这246万的鬼魂，大多数是为所谓“大东亚战争”而殉葬的。11月29日，裕仁参加了最后的正式参拜活动。这次参拜也成了天皇最后一次对靖国神社进行的正式参拜。昭和选择在这个时候参拜，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一方面，裕仁不失时机地完成了将太平洋战争战殁者当作“靖国”“英灵”合祀起来的使命，用精神宽恕的方式赦免了死者的罪恶，巧妙地将战争责任模糊化；另一方面，通过安慰这批灵魂，企图构建起“战败后依靠靖国神社支撑着的天皇裕仁的独自的‘宗教权威’”。
1946年4月29日，东京审判国际检查局公布了28人的被告名单，这里面裕仁的名字被“心照不宣”地剔除。据小森的理解，这只是天皇和美国之间一场政治交易的开始。在美国的“民主日本”重建计划中，有三个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互相配套的，即修宪、防共和天皇免责，这构成战后体制中环环相扣的三环。
战后初期，天皇及其体制一直都处在风口浪尖的危险境地。来自中国及亚洲其它受害国家的民意，甚至美国的国内舆论，都呼吁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并废除依附于军国主义的天皇体制。最令美国惊恐不安的是，在这股强烈要求追究天皇责任的浪潮中，苏联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日本国内迅速出现“共产化”苗头。在1946年的东京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上，有50万人举行大会，要求“实时成立民主人民战线”，并采纳了“反对保守政权，实时成立人民民主政府”的决议。针对如此事态，艾奇逊代表美国政府急忙发表了题为《美国不欢迎日本的共产主义》的反共声明。顿时，天皇免于起诉问题与防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联，也为裕仁和麦克阿瑟牵手抵制日本的“共产主义化”奠定了基础。
在东京审判确认裕仁的人身安全即“国体护持”没有问题的两天以后，即1946年的6月20日，裕仁宣布召开修订宪法的临时国会。这次修宪按照美国的意图进行，新宪维护了天皇的象征地位，形式上规定了日本“不保持战力”，其后不久，裕仁发布《冲绳咨文》，将冲绳作为军事占领区如同“弃子”一般交给美国。至此，这场由天皇和麦克阿瑟导演的政治交易终于以形成日美在亚太地区携手防共的安全保障新体制而结束。谢 涛(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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