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不相信浪漫

　　联合国不相信浪漫

　　无论联合国的权威性如何受到伤害，也无论它的执行力如何低下，这是全世界惟一的一个包罗万有的公共平台，它的作用无可替代

　　★ 文/连清川

　　2005年的好莱坞电影《翻译风波》，把背景设置在了联合国。说的是一个来自虚构国家中的女主角(妮可·基德曼扮演)，因为厌倦了暴力斗争的残酷，利用自己复杂的成长和语言背景，来到联合国担任翻译工作，冀望于用声音来改变世界，消弭仇恨，伸张正义。按照好莱坞的套路，结局当然是主人翁以爱、包容、非暴力和合乎程序的方法，毫发无损地伸张了正义；而坏人尽管机关算尽，最后难免身陷囚笼。

　　不过，现实从来就不是这么浪漫。

　　谁还尊重联合国？

　　2003年3月，当美国试图获得对伊拉克动武的授权，被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之后，美英联军终于失去了耐心，绕过联合国发动了战争。尽管美国在此之前通过多种的方式游说，劝说甚至威胁联合国授权，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在全世界的面前刮了联合国一个巴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已经明确规定，除非一个国家受到了“武装攻击”可以自卫，所有的对他国动武的行为，都应当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如果连联合国的最高法律都可以破坏而不得到惩罚的话，那么联合国的存在还有什么法理依据？

　　这是联合国权威性丧失最大的一次行动。但绝对不是第一次。

　　1993年，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内部经过斡旋和谈判失败之后，终于授权了一个其有史以来最名副其实的“联合国军”，共同对伊拉克进行了军事打击。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刻，因为人类第一次以公共正义的方式，来惩罚一个野蛮的侵略者。但潘多拉的魔盒却从此打开了。

　　1996年，北约以南斯拉夫的人道主义灾难为理由，向联合国提请授权以武力来解决，但是却并没有得到批准。科索沃战争虽然也是以“国际军队”(北约也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合法性组织)的方式进行了武力干预，但绕过联合国毕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9·11之后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均未得到安理会的认可。安理会的权威性受到了全面的挑战。

　　这些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谁还需要尊重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决议？

　　不过，尽管北约和美国相继对联合国的权威性提出了挑战，但是联合国的权威性和

　　目前，国际上对于联合国抱怨最为集中的理由，是联合国对于人道主义灾难的反应迟钝。在20世纪的后期，世界上发生了多起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其中包括了1994年卢旺达的超过100万人死亡的种族屠杀、南斯拉夫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东帝汶的种族屠杀、印度尼西亚对华人的屠杀和集体强奸等。在这些重大的人道灾难之中，联合国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任何实质行动进行制止，而是依旧埋在文山会海之中，使灾难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世人面前重演。

　　1945年联合国建立的时候，创始国已经预见了一些现实上的障碍。因此，设立了五大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以照顾大国的权力；十个非常任轮值国，保证了小国的发言机会。这个安排虽然有着相当大的预见性，不过，仍然难以解决世界权力严重失衡的现实困境。由于美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超级强大，因此，在安理会中，不用说小国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另外四个大国的作用都受到相当大的掣肘。

　　这还不是这种权力分配的全部问题。在其他事务性委员会中，联合国一般都遵循了一国一票的公平原则。但这个原则同样反映不了现实。整个西方都在抱怨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体现，因为在总票数上面他们居于劣势，但是在经济总量上，他们却大大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因此而得到满意，即便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在票数上击败西方的联合，但是如果西方因此而集体抵制的话，他们的政治和财务力量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联合国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受限还有一个法理性的原因，或者说根本性原因。众所周知，联合国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根本上是来自国际法的授权。但是国际法与任何一个法系的授权不同，它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共同“护法”机构或机关，也就是缺乏暴力执行的条件。缺乏暴力执行的能力，也就意味着缺乏威慑力和强迫力，其最终所能依靠的，只不过是各国的自觉遵守。

　　存在性与合理性

　　那么，如果联合国真的如此无用，根本不能够起到协调作用的话，为什么不干脆取消掉它？

　　这样极端的论调，并非没有支持者。不过，就像独立智囊机构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所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不能与之共存，却又不能没有它”(Can't live with it, can't live without it)。

　　无论联合国的权威性如何受到伤害，也无论它的执行力如何低下，这是全世界惟一的一个包罗万有的公共平台：从政治到经济，从人权到救援，从贫困到卫生。无论你是多么微小弱小的一个国家，你都可以在这个公共平台上获得相当的注视。就像WTO一样，虽然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悬殊的，但是至少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力利用这个平台来发言。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弱小国家往往只能在强大力量的威慑下噤若寒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是在联合国里，受到指责的国家可以抗辩，甚至通过这个公共平台扭转对自己的不利的指控。这在联合国建立之前的人类社会中从来未曾发生过。在那些时代里，武力就是声音。

　　联合国的建立使国际社会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投票上的合纵连横。无论一国一票制是多么地具有虚伪性，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要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体现，或者至少在联合国这个公众平台上保持表面上的合法性的话，都必须获得足够的票数来体现。这种游戏规则多少能够限制大国的野心和欲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性。比如，美国虽然绕过了联合国攻打伊拉克，但是它的形象在国际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使得它必须在战后吸纳尽可能多的力量，来挽回这种形象损失。伊战后的美国正是按照这种思路来运作的。

　　正是通过这个投票游戏，许多发展中国家找到了国家利益的体现方式，并找到了和大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平台。

　　虽然联合国在人道灾难防止的历史记录遭到诟病，但是它在拨乱反正的工作方面，也得到了相当的认可。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事后审判，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正义还是得到了有限度的伸张。将种族屠杀作为一种国际罪行，使得任何一个政客都必须在此之前省思受到国际法庭审判的可能性。这种人类普遍认可原则的推行，对于减少在一国范围内的政治斗争演变成为种族或宗教屠杀的发生，有着至关重要的防止性作用。

　　当然，联合国应当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还不仅是协调国与国的关系如此简单。在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包括反贫困、反毒品、反

　　这也是联合国的现任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建立60周年之际提出一个复杂的、全面的联合国改革方案的正面性理由。

　　联合国的改革和任何一个国家的进化是一样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好在，这次改革所提出来的议程已经实实在在地面对了60年后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局势，面对了非传统安全已经占据重要地位的国际现实，面对了联合国生存困境的尴尬情境，并把它们摊在了170多位世界首脑的面前。

　　有这个前提，我们至少能看见希望。★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