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从理想到现实

　　超越民族国家——联合国成立当初的理想，是一种缥缈的幻想吗？为什么60年过去，经历这样多的争吵、猜忌和对峙，人们始终不能放弃联合国？

　　从理想国到联合国

　　联合国，不但是各国利益角逐的舞台，同时也是人类在面对和平与发展、环境、核扩

散、人权保障、恐怖主义等问题时的共同需求所在。如果说联合国的成立是基于人类永远摆脱战争的理想的话，那么今天处于重大转折关头的联合国，所需要的恰恰是理想

　　★ 文/秋风

　　60年前，在崇高的和平理想召唤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烬中，战胜国成立了联合国。联合国是迄今为止人类追求和平、避免国家间战争、追求共同福祉的一项最全面的努力。60年过去，联合国显然没有达到理性而善良的人们对它的期望。但它也没有像它的前身——国际联盟那样突然死亡。它经历了种种冲击、考验，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是，未来的联合国将拥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力量，将向哪个方向演进？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记住联合国理念背后的理想维度。

　　永恒的和平理想

　　文明的悖论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野蛮的战争似乎就成为邦国之间的常态。面对这种情形，人们不能不思索：人类能否约束国家，避免战争，享受长期的和平与繁荣？

　　1713年，法国的圣·皮埃尔神甫发表了《给欧洲以永恒和平的方案》，首次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概念。他说，只有当所有国家都能凭“理性”，而不是凭“冲动”相互对待时，才有可能实现永恒和普遍的和平。而实现这理想的具体方案，就是建立欧洲的“邦联政府”，所有参加邦联的欧洲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服从这个邦联政府的法律。也许，这就是今天欧洲联盟观念的来源之一。

　　大约50年后，卢梭写作了《通过建立欧洲联盟实现持久和平》。他主张，和平毋须依赖君主们的善心和他们维护自己名誉的愿望。相反，只要君主们认识到，一项实现国际和平的方案能够满足自己的利益，他们就可以结成一个消除战争可能性的联盟。

　　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在1795年发表的《论永久和平》，则是自由主义关于战争原因和维持和平的经典宣言。康德认为，甚至连一个由魔鬼组成的民族，也是能建立起法治的国家的，因为这群魔鬼至少是会考虑自己的利益的；进而，各个只考虑自己利益的民族，也是可望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世界性公民社会的。因为，恰恰是这种状况才真正对它们有利。

　　康德断言，在国内建立起公民体制——共和制度——的基础上，各个民族作为国家在相互之间确立起一种类似公民体制的体制。正如国内公民体制确保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那样，在这种类似公民体制的体制下可以确保每一个民族自己的权利。在康德那里，和平的国际关系有赖于三个要素：共和宪制；体现国际商业和自由贸易联系的“世界法”；根据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中的条约建立的“和平联盟”。

　　1999年，当人类准备告别战争死亡人数最高的20世纪的时候，年届八旬的杰出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撰写了《万民法》，把国内体制中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扩展到国际法中。罗尔斯不相信，一种几乎支配了人类大部分历史的、仅有利益强权之争而无正义法律制裁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将永远延续下去。

　　和平机制：打了折扣的理想

　　人类始终在致力于寻找建立和维护和平的机制。在西方，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出现了“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这种和平，至少延续了五百年之久。

　　北方的野蛮人毁灭了罗马帝国之后，欧洲人进入封建时代，在这个漫长时期，欧洲倒也并非战乱不断，因为，欧洲存在着一个“基督教治下的和平”(Pax　Ecclesiastica，公元12世纪)。教会借助于其精神权力，对于世俗君主的战争活动，也能给予某种程度的约束。

　　17世纪之后，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建立，民族国家成为神圣的共同体，根据当时开始形成的主权理论，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扩大本国的利益，其战争权力不受任何约束。这确实有点像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每个国家是所有国家的敌人，国家间的正常状态就是战争：或者为战争做准备，或者投入战争，或者分享战争的成果。

　　但是，只要稍微具有理性的统治者就会发现，这样的状态是不能忍受的。于是，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初，欧洲大陆就开始形成一个又一个权力均势体制。各国通过军事威慑、偶然使用武力及秘密订立盟约，形成暂时的均衡，各国在这种可怕的均衡下享受短暂的和平。但因为国家的主权不受任何限制，因此，任何国家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意打破均势。因此，均势总是与投机者所发动的战争相交替。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开始踏上国际舞台，书生总统威尔逊试图把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带入国际关系领域。他决心用集体安全体制代替欧洲传统的权力均衡机制，以此寻求世界和平。威尔逊认为，世界安全所需要的不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是把和平当作一个法律概念来维护。为此，需要设立一个国际机构，即国际联盟。

　　国联可以说是康德永久和平理想的一个试验。尽管由于缺乏法律执行能力，国联失败了，但威尔逊对集体安全观的青睐却作为一项遗产，保留在联合国中。在设计联合国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将传统的大国政治与威尔逊总统的集体安全理念融为一体，创立了“大国一致”为基础、安理会为核心的联合国组织，在赋予大国否决权的同时，联合国也让小国有参与和发言的机会。这样的联合国，既体现了人类的和平理想，又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因而，它经历了种种风雨，不仅没有失败，反而不断扩大，并且，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言论中枢，大大推进了世界秩序的法治化。

　　中国的贡献：天下主义？

　　然而，归根到底，联合国是一个国家联盟，它的权威来自成员国的承认。当每个国家都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摆在联合国之上时，联合国就成为各个成员国——尤其是力量最大的成员国——竞争的舞台，每个国家都试图把自己的偏见和私利塞进联合国的议程中。联合国进行改革的时候，这种利益之争，就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人类所面临的如和平与发展、环境、核扩散、人权保障、打击恐怖主义等等问题，又需要联合国承担起更大责任。人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倾向于接受一个强大的、具有一定执行能力的联合国。

　　这时，人类将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国？

　　欧洲联盟的试验也许不无启发性。康德并不主张建立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而倾心于能够起到协调与约束作用的国际机制(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平联盟)。欧洲联盟则是对康德理想的一种超越，它不再是一个国家间组织，而是一个超国家组织，通过统一货币、司法，通过欧洲立法等途径，它直接管理欧洲公民，民族国家的部分权力转让给了欧盟。

　　循此，或许可以使中国古代的天下思想，在当代世界，为联合国机制的创新提供某种观念上的启发。

　　当今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是，它们都是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思考问题的。人类缺乏一种为世界着想而去思考世界的视角。而老子曾经说过，“以天下观天下”，也即，从世界的视角看待世界。在这种哲学观念的基础上，人们可以构想一种“世界政治”、“世界制度”，它是超越于民族国家的，从天下、世界的视角寻找世界和平与繁荣之道。

　　看起来，这是一个缥缈的理想。但是，处于重大转折关头的联合国，所需要的恰恰是理想。现实是灰色的，理想是常青的。缺乏了追求人类自由、世界和平、全球繁荣的理念与制度设想，60岁的联合国就不可能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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