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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选指示欧洲未来政治趋向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6日11:10 新华网

  新华网9月26日消息 德国大选被许多人看作是欧洲政治的风向标,有些分析家在大选揭晓前预言,如果默克尔成为德国首位女总理,德国将出现一个亲美右翼政府,欧洲可能向右转。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发表于时语撰写的文章,认为选举结果表明,德国选民变得更左,揭示旧欧洲的政治右转是为时过早甚至一厢情愿的预言。文章指出,德国大选结果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和萨尔科齐政治行情的下跌。从挪威右翼政府近日大选后下台,英国保守党的一蹶不振,以及意大利右翼亲美政府不断丧失民意、面临明年大选失败的危险,欧洲的政治趋
向其实并不模糊。

  德国大选结束多日,但是选出的政治僵局导致新政府难产。即便最后出现基督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大联盟,也不会是个有效和稳定的政权。

  从长远角度看,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德国大选指示的欧洲未来趋向。基民盟曾经领先社民党20多个百分点,论客们纷纷预言其领袖默克尔成为德国首位女总理有如探囊取物,更重要的是施罗德的反美外交将为默克尔的亲美政策取代,美欧修好而形成对中国不利的新世局。

  这一右转演变还不限于德国。两个月前默克尔走访巴黎,对反美的“跛鸭总统”希拉克只是礼节性敷衍一番,重头戏是和准备问鼎法国总统宝座、与默克尔“志同道合”的内政部长萨尔科齐交换意见,为德法两国先后出现亲美右翼政府作铺垫。

  萨尔科齐当时与默克尔在联席记者会上鼓吹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紧迫性,借彼时势不可挡的默克尔“东风”,为自己取代希拉克的政治算盘造势。如果默克尔和萨尔科齐先后得手,主导“旧欧洲”的法德轴心右转亲美,大西洋两岸局面将出现重大变化。

  可是德国大选以基民盟仅仅领先社民党0.9个百分点、原定右翼联盟未获国会多数的局面告终,使得人们对德国以至整个欧洲大势产生疑问:欧洲究竟向右转还是向左转?

  欧洲右转有两个层次,一是外交政策:是向华盛顿靠拢还是继续法德近来倡导的欧洲独立外交?另一是内部经济政策:是加快强调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还是坚持主张“社会公正”的欧洲福利主义模式?

  德国大选应该对欧洲的趋向有明确提示。有趣的是大西洋两岸的解读也有见仁见智之别。

  例如《纽约时报》9月21日的社论认为德国选民要求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因为“支持改革的三个政党获得了80%的选票”。但是《德国之声》的选后评论题目却是《德国还不准备改变》;法国《费加罗报》20日的评论强调赞成和反对改革的德国选民旗鼓相当;英国《卫报》同日的评论称德国大选“是一次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投票”;德国《明镜》周刊的选后评论更赫然是《德国保守主义的死亡》!

  分析一下德国最近两次大选结果,就会看到欧洲传媒比想当然的《纽约时报》更把握了德国社会的脉搏。

  德国选民变得更左

  2002年大选中,社民党、绿党和民主社会党(德共后身)等三个左翼政党一共获得51.1%选票,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两个右翼政党共获45.9%。这次大选,社民党、绿党和新成立的左翼党一共得票仍然正好是51.1%,而基民盟-自民党这右翼联盟得票总共是45.0%。

  换言之,在施罗德红绿联合政府执政三年来经济停滞不前、失业人数创历史纪录的气候下,德国左翼仍然维持了超过半数的票数,而右翼得票却下降了几乎一个百分点。

  如此结果,默克尔个人难辞其咎,尤其是自己在前东德长大,却彻底输掉了家乡父老(基民盟在前东德地区得票才勉强20%),令人想到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输掉家乡田纳西州的戈尔。难怪德国发行量最大的《画报Bild》挖苦默克尔是“悲哀的赢家(dietraurigeSiegerin)”,也难怪德国媒体认为默克尔即使能坐上总理宝座,其政治生命也来日无多。

  有如此有利的天时,德国右翼得票率不增反降,揭示旧欧洲的政治右转是为时过早甚至一厢情愿的预言,也是《明镜》周刊“德国保守主义死亡”结论的依据。

  原社民党内“极左派”和德共化身民社党新组的左翼党这次异军突起,不仅在前东德地区获得四分之一以上选票,更在西德取得突破,成为全德第四大党。所以施罗德中左政府“险输”这次大选,并不是德国选民右转,而是变得更左。左翼分化则是欧洲政治的另一特征,此处不论。

  德国大选对前述所谓欧洲右转的两个层次都有很大提示。它首先证实施罗德反美外交的民意基础。在没有经济成绩可言的情况下,施罗德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化解默克尔领先20个百分点以上的优势,“反美牌”功不可没。除了施罗德强调他决不会派兵攻击伊朗,社民党在选战中还公开利用美军尸体从伊拉克运回美国的图片,来攻击默克尔的亲美态度。

  其次是经济改革。德国大选的最基本信息,是超过半数的选民反对由右翼政党来领导这一改革,表明多数民众维持现有福利政策的强烈愿望。这其实并不是德国大选的发现。法国和荷兰在公决中拒绝欧盟宪法,早有评论家指出是出于反对“新自由主义”。

  如此民意下,欧洲如何应付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是个有趣的题目。

  “新自由主义”常被等同于所谓“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所以欧洲对改革的迟疑中混织了反美主义。法德轴心最后是如牛津大学提摩太·阿什教授在德国大选后哀叹“沦为欧洲病夫”呢,还是创造经济改革的“第三种道路”,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如《卫报》评论,德国大选结果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和萨尔科齐政治行情的下跌。从挪威右翼政府近日大选后下台,英国保守党的一蹶不振,以及

意大利右翼亲美政府不断丧失民意、面临明年大选失败的危险,欧洲的政治趋向其实并不模糊。这是人们在观察欧美表面上携手对付伊朗核计划时不能忽视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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