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峰会近期成了焦点。“此次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领导人会议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其对未来的影响可能会和1976年2月在巴厘举行的第一届东盟会议一样重大。”新加坡国防和战略研究院院长贝里·戴斯科是这样评价的。而贝里·戴斯科的戏剧化措辞和乐观态度与东盟会议的一位顾问科拉多·雷塔教授的讽刺造成鲜明对比：“也许(此次峰会)将达成的最具体的结果就是大家同意明年在北京再会。”
关于东盟的作用及未来发展，即便是许多东盟国家在目前也并不是非常乐观。自东盟成立以来，东盟各国及中日韩三国之间一体化的加深，较少得益于东盟这个组织的自发力量，较多得益于全球化市场的扩张和其他一些偶然事件。这和欧盟由欧盟各国精英成功地从理想化的政经理念出发，按计划推进一体化的情况非常不同。
这并不是说东盟各国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没有真诚的意愿来发展东盟的作用，不利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因素非常复杂：各国之间政府管理能力的巨大差异，比如，缅甸、柬埔寨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对本国的管理能力相差不只半个世纪，因此在执行政策时会有很大距离；国家之间深远的历史恩怨，比如日本和中韩两国之间尚未解决的历史问题，依然随时可能使本来应该进行的沟通中断，刚刚撤销的中日韩峰会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还有文化、理念差异和隔阂(相比之下，没有大洋和高原隔开的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融程度要高得多)，不仅阻断了政治一体化的可能性，而且造就各国之间潜在的不信任；经济发展中的偶然和必然的能源及环境冲突，比如中国和日本的东海油田之争；地区发展阶段特点导致早先的东盟框架设计流产，比如最早的6个东盟成员国曾经同意，在2010年之前互相给予对方投资者以本国投资者的平等待遇，并且在2020年之前不给别国投资者以相同待遇。但是这个决定显然没有多少实际利益，所以新加坡和泰国都违背了诺言，各自开始了开放市场的措施(新加坡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已经达成贸易协定)，东盟的最佳凝聚计划付诸流水；美国在本地区为自己制定的“制衡力量”的任务更加强了以上因素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东盟各国领导人在本世纪之内需要克服的阻力。
事实证明，东盟很难从欧盟的联合中获得启示。在其区域内，尚未形成愿意妥协当下的国家利益以促进地区一体化的条件。那么，抓紧时机，利用一切偶然和必然事件及趋势从一切可能的方面推动地区一体化就成了最现实的选择。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是此次峰会邀请了印度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对此非常气愤，称澳大利亚是“美国的代理治安官”。一些对持怀疑态度的观察家认为，东盟此举是因为对中国不信任，因此玩“平衡术”。但是这种封闭性思维导致的解释错误地否认了印度和澳大利亚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对于中国的怀疑和攻击，中国领导人正确地做出了温和的回应，温家宝总理在12日下午出席会议时表示，中国反对本地区搞自我封闭或排他性集团，支持“10+3”与美国、欧盟及其他域外国家和组织加强沟通与对话，“中方对东盟的支持是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是互利互惠，致力于双方共赢的。我们说到的一定会做到。”这是非常明智的外交姿态。
在暂时搁置不现实的幻想之后，依然有很多事情可做。毕竟，这是一个代表全球49%的人口的大会，其中各成员国与本地区的贸易额都占本国总贸易额的50%以上。在相互依存加深的经济生活中的合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主编詹姆士·霍吉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上，特别关注了东盟认真考虑建立金融联合体的倾向，“结果可能是造就一个巨大的贸易板块，其经济增长不仅占亚洲的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对世界经济增长而言也是如此”。当然，前提条件是“地区的大国保持稳定”。此外，东盟合作目前已经有了一些相当不错的基础：安全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并恢复活力，在控制传染病扩散和联合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合作，等等。
那么，为什么东盟领导人会议很重要？因为它是在克服种种明显的障碍之后建立起来的，它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克服上述障碍的最有效机制。暂时还没有任何其他机制能够取而代之，也没有任何外来力量能够在此区域内植入这样的机制。它的重要性就在于，不管和欧盟相比多么不完善，它依然是造就一个多极世界不可忽视的力量。
相关专题：首届东亚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