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热与日本的和平主义

　　岁末年初，日本社会最热的话题当属影片《男人们的大和》。“大和”是二战中日军吨位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战列舰，曾被视为“大日本帝国的象征与希望”。该舰于1945年4月被美军击沉，葬身海底。影片讲述的就是舰上三千余名年轻士兵与亲人生离死别，与战舰同归于尽的悲惨往事。

　　该片自2005年12月中旬在全日本上映后，短短12天即突破百万票房。在门庭若市的电

影院外，相关的书籍、动玩一路热销，由道具船改建的博物馆游人如织，不少网站甚至在大张旗鼓地招募“大和号战士”！

　　“大和”热出现在当下的日本，并非偶然。首先，这部投资15亿日元、大师导演、巨星加盟、衍生产品丰富的大制作影片，其艺术上的考究与商业上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观众不仅能在影院中感极而泣，走出影院后，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和旋风”，依然可以热情不减。

　　其次，历经近十多年的国势低迷，日本精英阶层痛感人心涣散，草根阶层痛感生活惟艰，前者需要有效的手段表现本民族“独有的精神”，后者需要合适的方式谋求“精神的振奋”。影片通过表现非常时代及非常主题，为双方情感的共鸣与整合提供了最佳平台。

　　再次，2005年是日本战败60周年。在这个深具历史意义的年份里，“修宪”、“强兵”的潮流正汹涌澎湃。在“战争与和平”的抉择关头，影片的现实意味油然而生。

　　据该片导演称，这是一部呼唤和平的反战影片，通过表现战争的可怕，让今天的人们更加珍惜和平。但令人深思的是，从实际效果看，因为极力渲染战舰遭炸的血腥及士兵视死如归的英勇，影片恰恰营造了一种强烈的“不怕战”的氛围。这显然没有达到甚至背离了导演的初衷。

　　反战片为何拍出了不反战的效果？呼唤和平为何让人感觉变了味？这些疑问既来自电影世界中隐蔽的故事陷阱，更来自现实世界中日本对待

　　从整体来看，该片最大的特色，也是最大的陷阱，即在于片名中“男人们”的称谓。通过赋予士兵“人”的色彩，描绘他们情深义重的“人情”，影片不仅拉近了与现代观众的距离，而且为虚构“人”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空间。

　　银幕上，士兵们看似无怨无悔地为国捐躯，但事实上，在那段黑暗的历史里，普通的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而是“圣战”的奴隶。他们既无为“人”的自由，也不能力挽战争的疯狂，更无法改变充当炮灰的命运。据众多战争经历者所著的回忆录，即便特攻队“志士”，在离家之际也并非个个光明磊落，而是多数沉闷抑郁。但在天皇制的暴力下，没有人能够进行有效的抗争。

　　影片浓墨重彩地表现士兵最后一刻的决绝，固然取得了不凡的艺术效果，但这种用最有限的“主动”来掩盖最无限、最无奈的“被动”的创作手法，不但掩盖了历史的真相，还掩盖了日本核心权力对普通民众绝对统治的战争本质。作为反战历史片，这种重情轻理，只讲现象，不究机理的思维模式，无疑缺乏深刻。

　　在片面的反战观之外，该片呈现的和平意象同样充满暧昧。这实际也体现出日本反战片及和平主义的“软肋”。在导演心中，年轻士兵是战争的受害者。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倘若这些受害者没有惨死，岂不就是在别国国土上杀人如麻的加害者？扩大至国家层面，日本固然因战败饱尝亡国之恨，成为受害者，但对于东亚国家，它却又是不折不扣的加害者。

　　“大和”、广岛、长崎的确是日本无法释怀的民族伤痛，可过于舐痛般地追忆这段往事，既人为地割裂了侵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关联，又会使日本在有意无意间淡化自己的加害责任。而如果战争反思达不到“战争经验一般化”的高度，那么主导日本民族心态的，必定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雪耻精神。

　　和平是不战的取向，更是内心的平静。二战后，日本选择了和平立国的道路。但是，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心的真诚向往，没有升华为国家理念，即使在形式上拥有和平宪法，和平也仅仅是一种现实政治策略，而且必将为现实所操弄。眼下日本国内对修宪的热衷，正昭示了日本和平主义的尴尬与脆弱。而在这种时空背景下审视《男人们的大和》，也就不难理解反战片为何会变味的缘由了。文 金嬴　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