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国税收收入再传捷报，税收收入比上年再增5000亿元，一举突破3万亿元大关，增幅达20%。这本是令国人欢欣鼓舞的好事，因为税收收入增加，国家可以有更多财力为百姓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公共产品，增进百姓福祉。然而，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不时传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是国家税务局官员表示，20%的税收收入增长幅度并不高；二是
购买第二套房要征重税；三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在房产保有环节征收物业税等。这里暂且对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存而不论，仅从税权的归属来看，谁有权决定征税及如何征税、税收收入如何使用等问题仍必须思考。
思考之前先讲一段“古”。
现代预算制度的确立就是从限制国王的征税权开始的，在此之前，封建国王的征税权是无限大的，这就必然与新兴资产阶级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发生矛盾。新兴资产阶级就利用商品的流动性来使国王无法征到税，国王想征到税就需要资本家的密切配合。这时候新兴资产阶级与国王之间的博弈就展开了。博弈的结果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答应依法纳税，但是，国王必须交出征税权，征税权须由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行使。最后，国王发现，虽然放弃了征税权，但是税收收入比自己拥有征税权时更多。由于拥有了更多的收入，国王就可以更加随意花费了。于是新兴资产阶级发现只是限制了国王的征税权还不行，还必须限制国王对税收收入的使用，即对国王如何花钱也要经议会授权，这就导致了现代预算制度的正式确立。自此，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实现了从紧盯百姓的口袋向严守政府钱袋的根本性转变。
言归正传。
我国政府一直存在着“重收入征收，轻支出控制”的理财思想，如果说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还是必要的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目前就显得不那么与时俱进了。因为，无论是从税收收入的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来看，税收收入都是大幅度增长的，更为严重的是税收收入都是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与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增长更快，行政管理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与老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救济等方面的投入则严重不足。因此，不能再紧盯百姓的口袋不放，变着法子多征点税，而是必须牢牢控制住政府的钱袋子，确保从政府钱袋子中出去的每一分钱都用于改善民生并发挥出最大效用。（廖家勤）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