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艾德雷的鞋底与小布什的鼻子

　　艾德雷的鞋底，破了；小布什的鼻子，伤了。两件事相隔半个多世纪，因为新闻图片，在我的笔端走在了一起。

　　1953年，美国普利策新闻摄影奖授予《弗林特日报》摄影记者比尔·加拉格尔的《艾德雷鞋底洞穿》（见《普利策新闻奖图语》一书第3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我们已经不太有人知道艾德雷·史蒂文斯是何方大虾了，他是1952年美国总统候选人。

那时，他是伊利诺斯州的州长，是民主党这边的总统候选人；而他老兄的命也真不好，他遇上的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可是大名鼎鼎的二战中欧洲盟军远征军的总司令，当时且是北约武装部队第一任最高司令官。不仅1952年这回竞选艾德雷输了，1956年总统竞选他又输给了艾森豪威尔。我看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别说艾德雷，就是拿小布什和他爹爹老布什这么厉害的人去跟艾森豪威尔比拼，也是笃定要输的。

　　《艾德雷鞋底洞穿》这帧照片摄于1952年9月2日。画面上的艾德雷坐在主席台的沙发上，正专注地翻阅检查着演讲稿，左右也有人坐着；这是竞选的第一站，在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艾德雷把他的右腿架在左腿上时，在他前方的该市日报记者加拉格尔正蹲在他面前，看见了他的整个皮鞋鞋底——发现鞋底有个大洞！加拉格尔悄悄调好焦距，捕捉到了这个平常根本不可能见到的画面。《艾德雷鞋底洞穿》一经刊发，就拔动了万千美国读者对这一“破洞”的二度审美创造，使“貌不惊人的”的破洞迸发出奇异的魅力。一个被无意发现的鞋洞，确实也体现了主人素朴、务实的作风和鲜明的个性，“可以说，这个鞋洞是那一代美国人的朴素精神的象征”。次年评选普利策奖，这“鞋洞”就这样获奖了。艾德雷得知后给加拉格尔发去了贺电，上面写道：“很高兴听说因为我的一个洞而获奖。”

　　艾德雷竞选总统尽管失败了，但他以一位政治家、外交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身份，成了美国理想主义的象征。在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脑子里，只有我们自己的领袖是朴素又朴素、一件衬衣补丁打补丁，穿了又穿的，真的无法想象，那么发达又那么堕落的“美帝国主义”国家，一位总统候选人，那时节竟然穿着鞋底洞穿的皮鞋！听说他们只会奢侈地将喝不光的牛奶往大海里倒的呀，怎么皮鞋漏底也穿着！不管怎样，那时的艾德雷好歹也是一个州里的州长了，就像俺们这里的省长，可谁发现我们的省长穿破鞋的？我在想，就算万一我们的省长部长或者更高级别的领导，真的穿了鞋底洞穿的皮鞋，万一也被记者拍到了，会被登在报纸上吗，或者，万一也被登在报纸上了，那能获得一个国家最高的新闻奖吗？

　　美国哲人爱默生曾说：“所有的伟人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这是因为爱默生生活在19世纪的美国，到了20世纪中叶，也就是艾德雷竞选总统的时代，生活普遍已不是那么“艰苦”了；而到了如今老布什小布什这个时代，作为世界头号富强的国家，相信在美国是没有“鞋底洞穿”的皮鞋可穿了。既然无法看到“底下”的精彩，我们倒可以看到“上头”的精彩，比如小布什的鼻子。

　　我们都知道小布什喜欢骑自行车，但他老人家车技似乎一般般，因为老摔交。2004年5月，他在得克萨斯州私人农场骑自行车时，不慎从山地车上“骨碌”下来，鼻子、下巴、上嘴唇、右手和膝盖等多处檫伤，于是我们看到了多幅总统布什摔伤的“丢脸”照片。摔伤的布什笑得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仔细看看，那神情也怪可爱的。到了2005年7月，在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参加八国峰会期间，布什又兴致勃勃地去过“车瘾”，没承想又“落马”了，不但自己挂彩还撞伤了一位当地警官！这下好了，会见记者时，布什手指贴着不少胶布，他倒一点不害臊地将那手掌展示给大家看，于是我们又瞧见了那“丢手”的照片。如果说这些“丢脸”“丢手”的照片还不算“丢人”的话，那么，再瞧瞧另一张到处流传刊登的照片吧，那就是去年布什在安理会会议上给赖斯写纸条的照片，是一名路透社摄影记者拍到的，照片显示，布什总统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道：“我认为我可能需要去洗手间休息。”这张照片公众谈论很热烈，这不奇怪；可是奇怪的是，咋就没见布什因此生气什么的！

　　不由得想起德国的克林凯尔说过的话：“真正的伟人常常是平凡的，他们的行为既不做作，也不虚饰。”在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国度，才有这样的总统级别的“不做作、不虚饰”。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换一个别的国家，换一个制度环境，如何可能让这样“出格”的照片“出笼”！比如在前苏联时期，就有一个特殊的职业：修版师。每个报刊和出版社都有一支人数不等的照片修版师队伍，中央一级的大报修版师更是不可或缺，有的甚至多达二三十人。修版师主要干的活儿当然就是修版——修理版面上领导人的照片，领导心情欠佳、脸色阴沉，可以修成热情洋溢的笑脸；头发被风吹乱了，可以修成整齐光洁的发式；照片里如果有人“多余”，可以将多余的人整个儿从照片上“修走”。

　　因此，在苏联新闻史上出了一张最著名的照片——赫鲁晓夫与两顶帽子。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赫鲁晓夫，有一回去机场迎接一位外国领导人，当时正值深秋，大家都身着大衣头戴礼帽，而照片上的赫鲁晓夫却没有戴帽子。照片要发表时，主管部门指出：“苏联国家元首怎么能给西方人行摘帽礼呢？”于是，修版师就在赫鲁晓夫的脑袋上画了一顶帽子，当照片在报纸上刊出时，公众不禁目瞪口呆：赫鲁晓夫头上戴着一顶帽子，手里还拿着一顶帽子！修上去一顶，竟然忘了修掉另一顶！也真难为了非电脑时代的修版师，现在用电脑软件修理起来可是容易多啦！当然，有的“东西”修起来没这么麻烦，比如很长一段时间，苏联报刊上戈尔巴乔夫头顶上的红色胎记都被轻松“修掉”了；可是，西方媒体在刊登戈氏照片时未加任何修饰，胎记分外耀眼；到后来，苏联报刊也只好不再做“技术处理”了，只是让胎记隐约可见而没那么显眼。

　　在一个漫长的时代，苏联都没有能够给世界贡献杰出的新闻照片。这不能只怪修版师和摄影师，而要看看其背后的制度环境。其实，人的形象，并非因为光辉而光辉。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不见得就是伟人，脸上负伤、鞋底洞穿不见得就是卑微。看看报纸上的照片，是能够看出一个国家的自由指数和文明程度的。回顾普利策奖照片，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获奖作品能代表新闻摄影的最高成就，能加深受众的美国记忆和世界记忆，能成为全球新闻界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能化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普利策奖中，有两幅与火与灾难相关的照片很著名：1973年的《火从天降》是越战场景，飞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吓坏了一群越南孩子，照片中心的小女孩撕掉着火的衣服赤身裸体哭喊着奔逃，这幅照片导致了越战提前半年结束；1973年的《波士顿太平梯事故》是火灾场景，一位妇女和一名儿童从空中坠下的瞬间触目惊心，这幅照片促使当地政府全面检修安全设施，从而拯救了更多的生命。设若换一个国家，这两幅照片很可能连见报的机会都没有：前者可以说是丑化战争中自己国家的形象，后者可以说是放大灾难中悲惨的场景，都属于“不像话”之列。

　　尊重事实、直面真实，是新闻照片的生命，也是新闻照片中主人公形象的生命。然而，对于我们来讲，“家丑不外扬”是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表现在新闻照片上，就是只许“孔雀开屏”；表现在政坛人物身上，就是不得“有损形象”。甚至小小的地方官，也要对当地媒体刊发其活动照片进行“审稿”，不可让画面丁点有损他的威正之形象。

　　艾德雷的鞋底，破了——没有“国家意志”层面要把这一照片内涵无限拔高；小布什的鼻子，伤了——没有“领导意识”领域要将这一照片意义扭曲解读。它们都只是真实历史自由记录的一个瞬间。尼克松在他的《领导者》一书中说到：“一个领导人跻身于伟大领袖之列的可靠公式有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透过新闻照片我们不难明白，摄影师损不了一国政要成为伟大领袖的形象，修版师则帮不了领袖欲进入伟大之列的忙；领导人要想成为伟大的领袖，紧要的绝不是控制这个不能拍、那个不能发、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用，而是要努力使自己的人格伟大起来、让自己的国家伟大起来，至于“伟大的事件”，那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啦！

　　(作者：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