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关注中国的文化力量

　　《世界新闻报》记者独家专访日本著名作家

　　《世界新闻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侯乐 《世界新闻报》记者 慕逸

　　村上春树的作品在日本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更是掀起了一股热潮，“小资”们把《挪威的森林》奉为经典。尽管名气这么大，但村上本人更像是个谜，因为一向低

调的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带着一种好奇的心理，记者日前与村上事务所取得联系，于是有了与村上的一次网上对话。

　　写小说就像睁着眼睛在做梦

　　1978年，29岁的村上和夫人阳子在东京经营着一家名叫“彼得猫”的咖啡屋。突然有一天，村上感到了莫名的躁动，一支笔让他得到了发泄，他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就这样诞生了。第二年6月，村上凭借它摘走了文学大奖“群像新人奖”。

　　村上始终认为，写作是非常个人的行为，所以执笔二十多年来，他从不接受任何命题作文，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纪实文学、随笔、翻译等不同体裁间不断切换着舞步。正如村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开始写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图纸，只是集中身心投入到‘写’这个行为中，这是一种倾泻、一种感情净化的结果。”

　　村上作品的国际性使村上在日本文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村上作品多了东方式的感伤和委婉；对于东亚读者来说，村上作品多了明显带有西方文学痕迹的行文风格，想象力的奇特便是他作品的一大特色。村上在接受采访时说，“写小说就像睁着眼睛在做梦。所以势必常常会很‘奇异’。而这奇异，并非是我主动创作出来的，很多情况下，是它们主动闯到了我的笔下。”

　　对于村上来说，写小说和写文章，如同呼吸。他在邮件里更是强调了这一点，“我想我会一直写下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不会厌倦。目前来说，不写文章的人生，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他的作品不是言情小说

　　在日本，诞生在1947年～1949年出生率高峰期的人被称作“团块世代”，他们被认为接受了最为彻底的反战、和平教育，支撑了日本的经济复苏。村上正是“团块世代”的一员，他的身上，自然带有这一代人的精神印记。

　　《挪威的森林》的经典化，让很多人误以为村上是一位言情小说家，但村上自己不这么认为，他给记者写的邮件中说，“我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在追求更为综合的价值和印象，其中包含的要素非常多，表达方式也非常多样。我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归类为某一狭窄的范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广义上的‘爱’，对任何一部小说而言，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把村上定义为纯文学作家似乎是不恰当的，他还是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思考者，他的思考触及日本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在10年前与河合的那次对谈中，村上对日本人对战争认识的不彻底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日本最大的问题在于战争虽然结束了，却未能将战争中压倒一切的暴力相对化……没有人对暴力负起内部责任。”

　　关注中国的文化力量

　　在村上以往的作品中，经常有中国人的影子。正如村上所说，““我自小在神户长大，周围有很多中国人和华裔。所以，我的小说里经常出现中国人是很自然的。”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黑之后》，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天黑之后》描写了一个叫白川的日本白领殴打因突然来月经而拒绝接客的中国小姐后，毫无一丝罪恶之感回到写字楼中继续加班。19岁的中国少女拨打求助电话，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玛丽充当起了挽救受害中国少女的桥梁。纵观全书，中国是必不可少的一条辅线，村上通过中国这个外部参照物来审视日本社会。

　　近年来，成立东亚共同体是一个热门话题，村上从文化的视角，也对这一设想寄予了期待。早在3年前，中国文学翻译家林少华和村上在东京见面时，村上就指出中日韩三国在“东方因素”上有共同之处，在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方面不同于重视“契约”的西方社会。

　　此次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村上再次表达了对中国的关注，“现在，一个容纳了日本、中国、韩国在内的强有力的“东亚文化圈”正在形成，我认为它意义重大。一个超越了国界、超越了言语差异、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综合性文化正在成长，我期待它能为这一地区带来政治上的稳定。而在这一走向中，中国一定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村上的平淡生活

　　每天长跑十公里 不太喜欢看电视

　　自1979年发表第一部作品以来，村上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欲望，马不停蹄地创作、翻译过不下百部作品。但若没有良好的体能和精神状态，这一切恐怕难以实现。“写书没有体力是坚持不下去的。大型故事的复活在某种程度上与身体的复活是相连的。”

　　村上在邮件里向我们描述了他的生活状态：“每天4点起床，早晨工作四五个小时，晚上10点钟就寝。每天都跑10公里路，不跑步的时候就游泳。早晨工作的时候，一般先听段古典音乐。”村上属于作家群里生活很有规律的“异类”。

　　虽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村上一贯表现得很低调，当记者询问原因时，他的回答是，“我一向不喜欢出头露面。我觉得写作时，能展示自己好的一面，如果可能的话，我只想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给公众。我不太喜欢电视——无论是看电视，还是上电视。”

　　1971年，22岁的村上大学尚未毕业，与同学阳子成婚。日后，当村上关闭“彼得猫”，专心致志搞创作时，阳子成了他的得力助手，负责打理外部事物，联系出版事宜。结婚35年，俩人虽未生育儿女，但相处融洽、稳定。

　　记者询问村上维持夫妻良好关系的诀窍，他的回答朴实无华：“哪里有什么诀窍？不过是互依互助，共同生活而已。毕竟漫漫岁月一个人度过，没那么容易。”

　　在世人眼中，村上与阳子堪称文坛最理想的一对夫妻。但身为文学家，村上对婚姻及人生却有着深刻的思考，10年前，他在与精神分析学家河合隼雄聊天时这样谈论婚姻：

　　“结婚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恍恍惚惚地认为结婚就是为了填补对方的欠缺……直到最近才觉得这样想欠妥。其实，结婚应是揭露对方欠缺的一系列过程，只不过在方式上，有人大声喊叫，有人默默不语而已。说到底，只有自己才能填补自身的欠缺……而要填补它，先要认清欠缺的位置和大小。说得残酷一些，婚姻生活就是近乎冷酷的相互磨合的过程。”

　　《挪威森林》中文版译者：他像个大男孩

　　作为长年翻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学者，林少华的名字早就被国内的“树”迷们所熟知了。2003年1月，正在东京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的林少华，拜访了村上。两位一直“神交”的人，终于有了一次零距离的对话。林教授向《世界新闻报》记者讲述了他眼中的村上。

　　2003年1月中旬，我到村上事务所见了村上，谈话谈得很愉快。一开始他问我路上怎么样，我说东京的交通可就不像您的小说那么轻松有趣了，他笑，我也笑，气氛很快放松下来。

　　我们谈论了很多话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孤独和沟通的看法，村上说，“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这样的见解在我听来十分新鲜。觉得有意思的，是他在书上签名留念时盖的两个章，一个章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另一个是一对红蜻蜓，很有童趣。

　　另外，村上的着装也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日本人对着装十分讲究，尤其见客人时往往西装革履，一派庄重。但村上不是那样。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紧身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看胸袋绣的标志，大概是POLO)、里面套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由于跑步的关系，身体显然很结实，加上小男孩发型，的确一副“永远的男孩”形象。

　　见到我，村上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他对我这么多年翻译他那么多书表示感谢。总的说来，见面的感觉和想象中的差不太多，自然、真诚、不造作，完全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最后我请他为中译本《海边的卡夫卡》写序，他爽快地答应下来，笑道：“即使为林先生也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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