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族青年的南斯拉夫记忆:和平的代价与国家终结

　　15年间，曾是不结盟运动旗帜和多民族和谐共存的典范 南斯拉夫的彻底瓦解，让我们不禁耿耿于怀。但这个国家的人们却平静地说：这是和平的代价

　　★ 本刊记者/王艳

　　这场“分手”在三年前就已注定。

　　5月21日，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黑山共和国就独立问题举行了全民公决。官方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6.49%的登记选民参与了投票，其中55.5%的选民支持黑山独立，超过欧盟规定的55%的“独立线”。

　　在三年前的2月4日，南斯拉夫联盟议会两院分别通过“塞尔维亚和黑山宪章”，“塞尔维亚和黑山”正式宣告成立。根据宪章，2006年2月之后，两个共和国都有权通过全民公决决定是否独立。

　　在战祸连连的巴尔干土地上，以和平方式产生新的国家总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然而，曾是不结盟运动旗帜和多民族和谐共存的典范 南斯拉夫的彻底终结，让我们不禁耿耿于怀。在与南斯拉夫有特殊情谊的中国，媒体上更是充满了感伤与缅怀的情绪。

　　麦欧德拉格·肯迪奇和马克·科西奇，是两个出生在贝尔格莱德的塞族青年。31岁的肯迪奇在十多年来游历各国之后，两年前以经济学者的身份回到了塞尔维亚。科西奇则在1987年战争开始前离开塞尔维亚，如今客居美国。

　　这两个塞尔维亚青年冷静地面对祖国的又一次变迁，并以异乎寻常的平静对我们谈起了心中的南斯拉夫。

　　1918：一个强国的梦想

　　“1918年，第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人的国家诞生了。它代表了斯拉夫人，尤其是塞尔维亚人再现14世纪斯第番沙皇盛世的梦想。” 肯迪奇说。

　　动荡和压迫主宰着早期斯拉夫人的命运。slave(奴隶)这一词，据说就源自斯拉夫人在一世纪沦为奴隶之事。此后的一千多年，斯拉夫人先后受到亚细亚匈奴、蒙古和匈牙利帝国的侵略。塞尔维亚人11世纪曾建立过一个塞尔维亚王国，但是在14世纪下半叶就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列强对巴尔干的扩张，激起塞尔维亚族的极力反抗。被奥匈帝国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企图摆脱奥匈控制，同塞尔维亚合并组成南斯拉夫，但遭到奥匈帝国的阻止。

　　这导致了历史上著名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1914年6月，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邻近塞尔维亚的边境地区，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奥匈帝国储君斐迪南大公返回萨拉热窝市区时，被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击中毙命。德、奥匈帝国立即以此为借口，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普林西普的冲动行为尽管带来了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但在斯拉夫人的心里，他无疑是一个英雄。” 科西奇说。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属于战胜国阵营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合并，同时吸收战败的奥匈帝国几个以斯拉夫人为主要居民的行省，建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新诞生的国家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南斯拉夫的各个民族力量都很弱小，为了生存和发展，它们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但遗憾的是，统治者的错误和外来势力的介入让它们从联合的第一天起就龃龉不断。” 肯迪奇说。

　　因为当时别的民族力量弱小，占主导地位的塞族统治者大力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只承认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1929年，亚历山大国王发动政变，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清除出权力中心，实行独裁，民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尽管拥有俄、法两国的支持，但国家内部的问题让南斯拉夫王国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国力衰弱，贫富分化严重。在二战时被轴心国同盟瓜分前，南斯拉夫王国始终是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农业国家。

　　铁托时代：一世繁荣背后的危机

　　“铁托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但他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矫枉过正，反而加深了克、塞两族的矛盾。” 肯迪奇说。

　　铁托来自克罗地亚的贫农家庭，1920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德国占领南斯拉夫王国后，南共中央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在抗击德军的进攻中，铁托领导队伍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抗战20多个月，被称为“游击之王”。

　　1944年，已发展到近百万人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与苏联红军配合，解放了贝尔格莱德。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铁托任联邦政府主席和最高统帅。

　　克罗地亚族人的身份，加上对“大塞尔维亚主义”噩梦般的记忆，使得铁托努力与过去的“大塞尔维亚主义”保持距离，为此遭到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诟病。铁托还不断通过放权来缓和民族矛盾，以致联邦权力式微。

　　科西奇的父亲是塞尔维亚人，而母亲则是克罗地亚人。在他的童年记忆里，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和平的地方。

　　“我经常随母亲去克罗地亚，童年的大半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那时候，人们很少在意你来自哪个民族。铁托的民族自治政策，尽管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于缓解民族矛盾起到了作用。” 科西奇说。

　　肯迪奇则认为，铁托的经济政策不仅未能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矛盾。

　　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这种不平衡加剧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矛盾，而铁托为了消除这种发展差距实行的“劫富济贫”和“单纯注入资金”政策，使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但科西奇和肯迪奇都不讳言，自己是铁托的高福利政策的受惠者。他们的父母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获得了收入丰厚的工作。父母的积蓄使他们可以避祸国外，免受战乱之苦。

　　“对所有南斯拉夫人来说，铁托时代是和平与富庶的黄金时代。这也是人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原因。” 肯迪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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