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下的切尔诺贝利(图)

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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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拍照，是揭示；不是故事，是本质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安雅的“遗像”》

　　“她笑起来是不是像天使？”瓦伦蒂娜悄声问着罗伯特·柯诺斯。

　　客厅里，俄罗斯旧式花纹壁纸旁，3岁的安雅一脸甜甜，可爱得就像她手中的玩具熊。然而整体看去，暗影下，却似 安娜的遗像。

　　天使没有死。罗伯特·柯诺斯随着瓦伦蒂娜进入安雅的卧室。15岁的天使正躺在床上。

　　做摄影记者13年，罗伯特阅人无数，但他却牢牢记着那天安雅的眼神，孤寂、脆弱，宛若轻轻一触就会化为一堆碎 瓷。

　　安雅默不做声，侧身望着他，望着他的镜头。一任母亲撩开被单，抚摸着她长期瘫痪、细枯如柴的腿。沃沙拉夫—— 安雅的父亲——也走进屋来。

　　他是白俄罗斯Gomel城的一名普通司机。2005年7月末，罗伯特.·柯诺斯一行通过当地绿色和平组织找到 了他，请求他允许拍摄他的女儿，说是为了纪念1986年

　　他想了想，同意了。为什么不呢？如果，发生那场该死的核爆炸时，他没有在附近工作；如果，那年妻子没有怀上安 雅……可是，生活没有后悔药，“如果”毫无意义。

　　庆幸的是，安雅的姐姐是在核爆炸前出生的，她还很健康，可以继续照顾妹妹。

　　为融入这个家庭，罗伯特·柯诺斯主动帮瓦伦蒂娜打扫屋子，在洗碗时，从瓦伦蒂娜的絮叨中，他知道了安雅15年 来的生活。

　　4岁那年，安雅时常晕厥，大人们以为是贫血。结果有一天，饭吃得好好的，这孩子突然直挺挺地栽倒在桌旁。瓦伦 蒂娜赶紧抱起她跑到

　　“癌变组织切除两个月后，安雅的右半身又失去了知觉，再也没痊愈过。2000年，她的脑瘤复发了。”

　　没发病时的安雅是安静的，她会在床上看书、画画、听现代流行音乐。一旦病痛发作，她就无法进食，难以入眠。疼 痛难忍之际，她发出凄厉的叫声。每当这时，罗伯特·柯诺斯便会马上停下手上的工作，跑到院子里，竭力劝说自己平静下来 。“我知道有的同行会继续，因为停止工作会浪费很多精力，但我还是做不到。”

　　同样束手无策的是她的父母，“没有比看到女儿受罪而无能为力的父母更痛苦的了。”

　　每天晚上，他们就像赎罪的人一样伏在女儿床下的地板上。怕女儿患上褥疮，父母每隔15分钟要给安雅翻一次身。

　　“有了‘切尔诺贝利证明书’，安雅得以享受的福利，是能在指定医院获取部分免费药物，享受50%医疗费减免和 免费的

　　树旁的娜塔莎和瓦季姆

　　“安雅的身体虽然瘫痪了，但她的智力没有问题。相对于有知的安雅，无知的娜塔莎和瓦季姆反倒不会有太多痛苦。 ”

　　在这幅荣获2005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奖)人像组荣誉奖的黑白照片——《树旁的娜塔莎和瓦季姆》——上 ，12岁的娜塔莎凝视远方，8岁的瓦季姆正向一边探头探脑。

　　“娜塔莎生下来就是头小畸症，瓦季姆从小患有骨骼疾病，智力不全。他们都是弱智儿。”

　　罗伯特·柯诺斯坚持说娜塔莎那张变形的小脸就是美。“她是那么文静，总是冲着我害羞地微笑。”

　　2005年6月27日，罗伯特·柯诺斯到达切尔诺贝利，开始完成他和绿色和平组织达成的协议——拍摄切尔诺贝 利附近村庄生活的人们。

　　在切尔诺贝利儿童基金会的帮助下，他在白俄罗斯的Mogilov城的Veznova孤儿院内，寻找他的拍照对 象。

　　那天，孤儿院里200个孩子在操场上如同树上的麻雀们一样叽叽喳喳，喧闹不休。也许，陌生人太少见了，他的闯 入引起了孩子们的一阵骚动。他们不仅对他，还对他包里的相机格外好奇。他们呼啦啦一下子围住了他，一只只小手摸这摸那 。

　　都是孤儿，但不是所有孩子都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受害者。“有的孩子不上相，不爱笑，就像我一样。”

　　最终，他从200人中选了20个孩子，其中就有12岁的娜塔莎·波波娃和8岁的瓦季姆·库列绍夫。

　　“拍这群孩子真难。他们跑来跑去，一刻都不消停，我只好跟着他们一边跑，一边捕捉镜头。”

　　娜塔莎不同。“她是一个害羞的小丫头。”拍照时，瓦季姆就在她身边，“我们永远无法深入到她那小脑袋瓜里面去 。他们沉浸在他们的世界里，我用相机对准他们时，他们看了会儿，又向两边张望。”

　　远不止切尔诺贝利

　　“核事故发生后的几年间，大量的‘娜塔莎’和‘瓦季姆’降临人世间，特别是在辐射严重的白俄罗斯。很多父母由 于经济隔离，实在无力养育自己的‘娜塔莎’和‘瓦季姆’，只能将他们送往孤儿院。孤儿院是国营单位，好在得到爱尔兰切 尔诺贝利儿童项目提供赞助资金，娜塔莎和瓦季姆的生活还不错。”

　　这是罗伯特·柯诺斯惟一释怀的。

　　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反应堆发生大爆炸时，罗伯特·柯诺斯还在家乡荷兰鹿特丹 市，仅靠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维持生计。23岁了，没有上过大学，除了穷开心，什么都没有。昨天，已经过去；未来，无 从深思。

　　“那时，对于核爆炸，我除了一点吃惊，没想太多。”当然，对于自己生活的鹿特丹曾出现过的一周混乱，他还记忆 犹新。“核泄漏持续了10天，核反应堆泄漏出的大量锶、铯、钚等放射性物质扩散到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以及其他欧 洲国家。”

　　自从25岁拥有第一部相机，30岁真正开始学习摄影，13年来，罗伯特·柯诺斯心爱的照相器材——柯尼卡HE XAR、哈苏6×6、玛米亚6×7——始终对准人物。他坚持认为柯达TRI-X是世界上最好的黑白胶卷，他最感兴趣的 是人物本身，他要用它去反映人物的故事。

　　“不是拍照，是揭示。不是故事，是本质。”他反驳道。

　　“仅仅呈现事物表面就够了？”他对20年来，大量记者将核爆炸写成一场简单事故而腻味透顶。

　　“假如你的照片拍不好，那是你离对象还不够近。”他引用了罗伯特·卡帕的原话。

　　他近距离接触切尔诺贝利始于1999年。那时，罗伯特·柯诺斯很自信，“拍人物是我最拿手的活儿。”曾有两三 年时间，他都在拍摄摇滚乐手肖像，“闷坏了”，之后他去了索马里、科索沃、塞拉利昂等地，拍摄了大量战地作品；在阿富 汗，他认识了他的妻子，一位同样对阿富汗感兴趣的女作家。

　　当他从BBC看到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东部Semipalatinsk进行核试验的纪录片时，“一种油然而生的 新鲜感”刺激着他自掏腰包在哈萨克斯坦呆了一个月，拍回了一组关于核问题的照片。除了去年，他在切尔诺贝利附近呆了5 周外，7年间，他还去过南乌拉尔山的Mayak、西伯利亚地区的Tomsk、NovaZembla、Krasnoya rsk等，“去过3次Mayak，前前后后共呆了3周。又在Tomsk呆了5周。”

　　“我拍过战争后的场面。我知道战争很残酷，可总有一天会结束，结束后还能重建。可是核爆炸不行。虽然，切尔诺 贝利的爆炸声在20年前结束了，但核辐射远没有停止，它将是一千年的影响。”

　　由此，他对曾经参与报道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记者列阿尼特的“这些灾难是不可能预知的，但我们又不得不接受”之类 的反思很不以为然。

　　“我们的视角不应该局限于切尔诺贝利，去看看哈萨克斯坦发生的核漏露，Mayak发生的核污染吧。1949年 ，前苏联在Semipalatinsk进行第一次核爆后，在长达40多年时间里，哈萨克斯坦就进行了500多次核试验 。而政府从没为当地民众安全考虑，不去疏散他们，也不告诉他们核辐射将会带来的危害。结果，百万人受到了严重的核辐射 。这实在令人震惊。通过一个月的调查，我发现每10人中，就有一人因此而得绝症。

　　“在Mayak，有一个核废料处理厂。Mayak核电厂曾将核废料投入当地河流Teacha中，河水污染，影 响到下游的城市，Teacha河的放射性污染至今存在，不能在河里游泳，河水不能饮用，岸边不能种植蔬菜。当时，不知 情的沿岸区域的居民因为没有疏散，身体都受到了极大摧残。”

　　柯诺斯说，人类必须意识到这些都是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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