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竞相探索“幸福政治观”

　　——从小国不丹的实践看国民幸福的可能

　　陈冰

　　(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和保守党领袖卡梅伦表面上势不两立，政见上却异口同声：政府政策不仅要让大众富裕，还要让 大众幸福。

　　如何通过政策来促成人民幸福，英国并不算先锋。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南亚小国不丹已开始把实现大众幸福作为政 府的首要目标，是世界上惟一个用GNH(国民幸福总值或国民快乐总值)代替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 家。

　　不丹的超前行动只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并没有在世界主流政治中掀起波澜，大概与其“佛教”、“落后”、“小国 ”的标签有关。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倡导幸福政治观，则显得格外引人瞩目。这不仅意味着历史不可能终结在私有化、市 场经济、选举政体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上，也意味着风靡大西洋两岸的“第三条道路”的终点上，很可能立着一个新的 政治路标。

　　幸福政治观

　　在英起共鸣

　　举着“第三条道路”旗帜冲进唐宁街10号的布莱尔，不到两年就不去拜精神导师吉登斯(著名经济学家、伦敦经济 学院院长)了。“第三条道路”固然解决了“左”与“右”的矛盾，但其目标仍是经济增长。1999年布莱尔在为英国可持 续发展战略报告作序时说：“成功只能用经济增长来衡量吗？就靠GDP？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是一体 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创造最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

　　2002年，布莱尔邀请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莱亚德作“幸福政治”的讲座，切磋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来提升大众的幸福 。莱亚德劝说政府接受了他在全英增加一万名心理医生的建议，以帮助人们如何看待和感知幸福。英国政府也开始“理论结合 实际”地研究和制定“幸福政策”，尝试建立与GDP数据相类似的一种统计体系——“幸福指数”(又称快乐指数)。

　　到了今年5月，英国广播公司播放了6集专题片《幸福药方》，讲述幸福的科学、幸福的政策和幸福的力量。最让大 众引起共鸣的是，在过去50年中，英国和美国的人均财富增长了3倍，而幸福感却下降了一半。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认为，政 府的主要目标应当是让大众幸福，而不是帮助大家有钱。

　　大众的呼声刺激政治家们另谋出路。很多工党议员认为，工党在二战后创立了“福利国家”制度，现在应当着手“幸 福国家”制度，树立起新的政治里程碑。年轻气盛的保守党领袖卡梅伦要争“幸福政治”的话语权，马上抛出“我们不仅要思 考把钱放进人们的口袋，还要思考如何把乐趣放进人们心头”。

　　从以钱为主

　　到以人为本

　　西方政治家对“幸福政治”的热衷，有在“第三条道路”走到尽头之后再寻新路的现实需要，也不排除是为拉拢民意 而释放的彩色气球。有批评者说提倡“幸福政策”不过是政治家的油腔滑调，是中产阶级自怜地位和安全感下降的虚饰说辞， 不是替穷人说话。如果政治领袖抛出的仍是低于大众期待值的政策，必然会失去选票。

　　但是，幸福政治理论却在经济学家们的脚踏实地中不断成熟。上世纪最后20年加剧的全球化进程，冲淡了西方社会 的经济优势，频繁的流动导致家庭不和谐和职业不稳定，消费驱动的功利主义不断增加着人们的精神压力，进而批量产生着抑 郁者、吸毒者、酗酒者和嫖娼卖淫者，偷盗、抢劫等为钱铤而走险的犯罪行为与日俱增，环境越来越脏，气温越来越热，形成 “钱越来越多，快乐越来越少”的窘状，很多人和好莱坞电影一同感慨：“我们生活在一个荒唐的世界”。

　　于是，经济学家发现“金钱买不来幸福”的陈词滥调，其实包含更多值得探索的内容。

　　“幸福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幸福心理学和绿色环保运动基础上的。幸福心理学的创建者之一赛利格曼说，人生是克服 弱点的过程，但更期望获得比克服弱点更多的意义，而不是到死都在焦虑。他提出一个问号，政府能否针对如何帮助人们实现 正直诚实、通情达理、坚定不移等“人性的优点”，而不是贪婪霸占、自私自利等“人性的弱点”来制定政策？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在2000年出版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书中做了回答，他认为贫穷不能使 人幸福，但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因此，政府应在 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要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政府要设法消除失业，在婚姻稳固、家庭协调、亲朋往来等幸福敏感 点上有所作为。

　　身兼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丹尼尔·卡尼曼批评正统经济学是把人预设为“理性人”来对待，把人作为经济活动中一 项资源来配置。其实，人的心理和行为有不确定的特征，政府决策应兼顾利益驱动和心理满足。也就是说，政府应当在经济增 长之外确立发展目标，把大众的幸福包括在内。2002年他的“前景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如何从制度上解决人的幸 福，成了西方经济学家的新主流。

　　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澳洲、意大利、智利和其他国家，都在以不同的方法尝试制定新的发展标准。无论是国民 幸福总值、国内幸福指数、还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国内发展指数，核心都是要把政府政策从“以钱为主”转化到“以人为 本”，把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公民幸福等因素纳入政治目标中，为GDP和GNP这类只衡量经济产出和消费能力的标准寻 找“升级换代产品”。

　　幸福政治观当然其局限性，比如以数据测算人的幸福就很不可靠，因为幸福是由个人感知的，人们甚至讲不清幸福是 什么。但把幸福提到政治议事日程，说明人们对当代市场经济的深层次不满，资本主义制度到了必须修正的阶段。

　　采用

　　社会主义药方

　　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自身已经过三次重大修正。第一次是废奴运动，实现了人的身份平等。第二次是 给予妇女选举权，确立了人人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第三次是建立福利制度，保证了人的基本生存权。这三次修正，都部分地 采用了社会主义的药方。而目前着手把大众幸福纳入发展目标的第四次调整，也是向社会主义靠拢。因为社会公正和谐、经济 差距不大、人人平等自由，都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各类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和竞争力排名中，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 等北欧国家总在前10名，因为那里社会主义色彩浓厚。

　　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把大众幸福纳入政治目标，比资本主义国家早了数十年。斯大林自称是“人民幸福的缔造者”， 毛泽东的责任是“为人民谋幸福”，尽管中苏过去都在人民幸福上大打折扣，但政治底蕴至今犹在。中国目前的新发展观追求 社会公正、缩小国民收入差距、侧重绿色GDP衡量社会发展状况，都是幸福政治的实践。再说，中国人对财富的期望值远低 于欧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只要在社会公正、政府廉洁、民主法制上更有作为，中国步入“幸福国家”之列，可能 比英美等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均很盛行的国家更容易。

　　让我们看看中国的邻国不丹。这个小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把幸福作为国家第一和终极发展目标后，在社会经济持续 发展、环境保护、提升大众文化水平、提高政府效率4项战略上均取得成效。政府不仅考虑家庭住房拥有率，还要考虑给人民 娱乐时间；在文化上赋予个人文化选择权、变化权和改变文化身份的权利；旅游上采取了一种限制规模的发展模式，控制入境 旅游者的总数，实行“高质量、高价格、全包价”的做法，将经济收益和环境保护融为一体。中国的官员们不妨到不丹考察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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