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核扩散：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利益追求

　　新华网专稿：冷战结束以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日益成为事关国际安全与稳定的根本问题。就反核扩散而言，当前朝鲜核危机和伊朗核问题尤其棘手，并直接考验着国际社会的耐心和智慧。围绕这两大危机，中国政府的立场、态度和基本政策不仅对解决危机而言至关重要，而且也深刻关系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直接关乎中国的国家利益追求。

　　防扩散政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战略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首先使得国际社会原存的较为明晰和熟识的国际规则规范、国际实践、国际机制和程度变得相对模糊或不相适应，"不确定性"成为这一时期对国际秩序和国家行为的概括。在核问题上，同样地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境：其一是核问题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成为国际安全的中心话题，核战争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想象或不可接受的，并反映在冷战结束后的初期出现的令人鼓舞的有关核裁军和不扩散多边努力上。

　　然而，核危机和核扩散的现象重生，特别是依凭绝对的武器（包括核武器）和科技优势来追求绝对安全的思想的抬头，使得核武器的作用和价值在冷战后仍为国际社会所青睐，由此导致国际核环境复杂化。其中就已有的核国家而言，中国的战略核环境尤显得不容乐观。

　　首先是中国周边出现了严重的核危机和核扩散。客观的讲，中国的周边地区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运载工具扩散最为严重的区域。1994年以来的朝核危机不仅考验着中朝传统友好关系，也考验着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智慧。1998年5月，印度借口"中国威胁"作为其发展核武器的动因，实际上说明中国无论愿意与否都不可避免地要涉足到南亚安全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日本政要借口朝核问题而不时发出的核武装言论及其实有的核能力使中国的安全战略评估更加复杂。由此导致的重大影响是：是核（扩散）因素而非主要核大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导致地区局势紧张，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认真思考和探索将核力量纳入整体战略统筹之中的有效途径。换言之，地区局势的发展变化迫使中国不得不认真思考核武器除威慑之外的其他功能，而这显然不同于冷战时期在核问题上较为单一的目的追求。可见，中国加强防扩散政策也是对自身安全的切实考虑。

　　中国在防核扩散问题上赋有的国际责任与义务

　　1992年初，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定性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一方面在该项主席声明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更重要的是，该项声明进一步强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在核领域负有的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换言之，反对核扩散是大国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有鉴于此，在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中国努力维护核不扩散机制，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保障监督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中国反扩散的基本态度也直接地反映在对外关系领域，并令世界感到振奋和鼓舞。2004年12月，中国与欧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洲联盟关于防扩散和军备控制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相互确认对方为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重要战略伙伴，并确定了优先合作领域。

　　此外，中国还严格按照防扩散政策和出口管制法规，通过情报交流和执法合作，与有关国家联合打击扩散活动。 2004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540号决议。该决议是安理会通过的第一个专门的防扩散决议，有利于在现有国际法基础上推动和加强国际合作，妥善解决非国家行为者获取和贩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的问题。中国积极参加了决议磋商，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为通过该决议做出了重要贡献。

　　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不扩散体制内的重要国家。为此，中国不仅可以更为"理直气壮"与"名正言顺"地在国际防扩散领域担负起自己应担负的国际责任与义务，而且还可以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拓展"软实力"方面切实取得成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在21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恐怖主义势力和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更大威胁的今天，中国加强反扩散政策则是塑造良好的、负责任的国际形象的必然选择。不仅如此，中国反扩散政策的发展与完善还将进一步打消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会成为一个"破坏现有规则和秩序"的国家的疑虑与偏见，为中国从根本上消除主要植根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核武器和导弹扩散问题上，美国将中国视为重点监控的国家之一，1993年7月的"银河号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这个时期前后，中国反对美国借口扩散问题制裁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也被美国视为中国欲挑战国际不扩散机制的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地在国际不扩散机制内寻求解决朝鲜核危机和伊朗核问题实际上直接关乎新世纪中国的国际形象，因而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切实体现。(宋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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