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回忆录节选：叛徒让隐面人露出真身

　　马尔库斯·沃尔夫／著

　　斯力／译

　　我跟各种各样的叛徒打过交道。对情报机构来说，内部出现叛徒是一剂毒药，后果极其严重。每当一个情报机构出现 叛徒时，潜伏在敌国的间谍就会胆战心惊。

　　对我打击最大的一次叛变事件发生在1979年。

　　内奸在冬天的周末

　　逃往西柏林

　　1979年1月19日是我的生日，我正在卡尔·马克思城召集当地情报部门的领导开会。会议刚开始，我的一位副 手就打来电话：“科技局有人跑了！保险柜已被打开，有些文件不见了，边界特别通行证也没了。”他指的是情报人员去西柏 林办事时使用的通行证，每个处只有一张，东德边防军允许持证人随时过境。

　　就在两天前，我还在给我们局的官员敲警钟：“同志们，我们要时刻牢记，敌人钻入我们的心脏才是最最致命的。” 当时不过是老生常谈，没想到居然不幸言中。

　　我们从边防军那里获悉，使用这张通行证的时间是前一天晚上9时30分。叛逃的时机显然经过深思熟虑，选在了一 个冬天的周末。

　　当我3小时后返回东柏林时，已经查明叛逃者是科技局第1处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该处最精明强干的官员之一，叛逃 前刚刚被任命为该处的党支部书记。通常只有特别可靠的人才能担任这一职务。

　　情况紧急，我们立即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内的间谍发出警报，指示他们销毁一切对他们不利的文件。同时，我们仔 细核对档案，查明施蒂勒带走了哪些文件。这是一场比拼速度的竞赛。在西德反间谍机构动手抓人之前，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处 境危险的同志。

　　很快查明，施蒂勒带走了整个科技局谍报关系名单、一些间谍最近提供的情报摘要以及他们的化名。西德的反间谍机 构可以通过这批材料，更好地判断一些怀疑对象是否是我们的人。施蒂勒带走这批档案材料，无疑是为了给西柏林献上一份大 大的见面礼。

　　通过情人

　　暗度陈仓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们的间谍既然可以渗透波恩政界和北约总部，为什么不能搞到工 业机密？当时，我们这方面的人才远远不够，就在科技专业的学生中招了一批人，施蒂勒就是首批加入国家安全部的学生之一 。当时，他是莱比锡市马克思大学一名成绩优异的物理专业的学生。通过政审后，施蒂勒来到东柏林，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 保证今后在国家安全部的岗位上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为自己选择了“施塔尔曼”这个化名，意 为“铁人”。

　　施蒂勒是个英俊魁梧的小伙子，沉着的眼神中透着精明。他很有心计，不是我们理应重用的那种有坚定信仰的人。

　　施蒂勒被分配到科技局第1处，由于工作出色，施蒂勒很快晋升为大尉。他决定叛逃时，正是仕途如日中天之际。他 的叛逃，是为了追求西德舒适的生活。他在东德有一位名叫黑尔佳的情人，她有个哥哥在西德，施蒂勒通过她哥哥与西德谍报 机构接上了头，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与西德谍报机构达成交易：他向西德提供科技局的情报，西德付给他高额酬劳，并 最终允许他定居西德。

　　潜在的叛逃者一般都会采取这种交易方式。然而，敌方谍报机构收买对方人员后，更希望他留在原地，从敌人的心脏 获取宝贵的情报。叛徒当然不喜欢这样，时间越长，暴露的风险越大。

　　携带机密文件

　　逃往敌国

　　时至1978年底，施蒂勒已成惊弓之鸟。他向西德外国情报局呼救，要求立即逃走。西德方面同意他叛逃，但不知 是故意还是疏忽，西德给他的伪造证件粗劣得根本不能用。施蒂勒决定骗取科技局的边境特别通行证逃出东柏林。

　　按规定，特别通行证由每个处的处长亲自保管，任何需要经过弗里德里希火车站边防站去西柏林办事的人，每次使用 都要报批。弗里德里希火车站是东西柏林之间的主要过境点，也是谍报活动最猖獗的地方。站内一排排锁柜是传递情报最好的 地方。火车站虽然位于东柏林，却划分为东德和西德分管的两部分，中间由东德边防军隔开。

　　科技局的人曾抱怨说，每次领特别通行证的报批，都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和侮辱。处长为了省事，把这张神奇的通行证 交给秘书保管，由她登记领取者的姓名，并检查使用情况。不过，若是一位她熟识和信任的官员要用通行证，她就会痛痛快快 地把通行证给他，就像交接一把

　　弗里德里希火车站边防站的值班官员认识施蒂勒，他曾数十次往返东西柏林执行公务。那天晚上，施蒂勒为了转移这 位边防官员的注意力，就恶劣的天气开了几句玩笑：“说不定我会申请调到你们这儿来。你们整天呆在暖和的屋子里，比我们 舒服多了。”边防官员翻了翻施蒂勒递上的材料(盖有“绝密”印戳的公函、单位出入证、特别通行证和护照)，没有细看就 放行了。

　　施蒂勒平静地穿过金属门，来到西德一侧的站台上。他知道这里始终有东德的反间谍人员徘徊，于是假装走向出租锁 柜。听到火车进站，他疾步走回站台，在车门要关上的一瞬间闪进车厢。火车在东柏林境内行驶了10分钟，抵达西柏林境内 的第一站莱尔特，施蒂勒知道，他自由了。

　　他又坐了几站才下车。换了几次车后，他直奔最近的警察局，彬彬有礼地说：“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 一名军官，刚从东柏林叛逃过来，请通知普拉赫联邦情报局。”

　　过不惯苦日子

　　东德间谍投靠西德

　　尽管施蒂勒能量不小，但他不过是一个中级官员。除了他掌管的7个间谍外，他并不知道在西德的其他间谍的身份。

　　位于

　　在卡尔斯鲁厄核反应堆工作的菲勒，遭遇更加曲折。他接到我们打来的报警电话时，已在家中被捕。车到警察局后， 两个警察押着他从停车场走向办公楼，其中一人在结了冰的路上滑倒，头重重地磕到地上。菲勒抬腿就跑，甩掉了警察，溜进 威斯巴登市内的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苏联人随后把他送到东柏林。然而，菲勒过不惯东德的生活，两年后设法与西德的反间 谍机构接上了头，在他们的协助下又逃回西德。反正菲勒回到东德的时间不长，西德从他身上榨不出多少油水。

　　在汉诺威一家核研究中心工作的地球物理学家劳法伊森，在接到我们的通知后及时逃到东柏林。1981年，他想辗 转逃回西德，在试图进入奥地利时被捕。这一次上面指示要拿他开刀，以戒后人。虽然他曾是东德间谍，却未能得到宽恕，因 “在东德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无期徒刑。我觉得很对不起劳法伊森，因为他为我们效力了20余年。我试过把他交换给西德或 减免他的刑期，但没有如愿。

　　“隐面人”

　　真容曝光

　　由于施蒂勒的叛逃，西德情报机构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终于知道了我的模样。

　　施蒂勒逃跑前，西德没有一个人能搞到我的照片。为此，我有了“隐面人”的美称。其实，西德联邦情报局有我一张 照片，但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我。1978年夏，我去瑞典会见西德社民党内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耳目克莱默博士，西德人趁 我不备，偷拍了这张照片。

　　我这次去瑞典是“公私兼顾”，既是为了见克莱默，也是想与妻子一道出国转转。不过，此行的真正目的是，约见隐 藏在北约总部的一个间谍。

　　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次重要会晤上，任务完成后，在会见克莱默时的警惕性有所松懈。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看似中立，但我心里清楚，它们的立场与西德是一致的。

　　我前往斯德哥尔摩西面的格里普斯霍尔姆城堡，与手下的人会合。在停车场我曾注意到一对老年夫妇坐在车里，车子 挂的是西德牌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会合的时间还没到，为了消磨时间，我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闲逛。一对匈牙利夫妇跑到我跟前比划着告诉我，有人在 偷拍我。我心里一紧，但觉得此事与停车场的那对老年夫妇没有必然的联系，于是仍然按计划会见了克莱默。

　　西德情报人员带着偷拍的照片返回西德，然而没人能猜出这个神秘的东德人到底是谁。他们把我的照片与其他不明身 份的嫌疑分子的照片封存在一个小盒子里。施蒂勒逃到西德后，西德谍报人员像以往那样拿出所有照片让他辨认，他一眼就认 出了我。

　　从那天起，我不再是“隐面人”。

　　克莱默的被捕，加上我的身份已经暴露，我们不得不停止了与北约总部内间谍的接触。这条线的中断，是施蒂勒叛逃 造成的最大的损失。

　　施蒂勒叛逃后，西德情报部门把他“借”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期两年。据我所知，美国人把他藏在芝加哥。他抓 紧学习英语，并取得了一个金融方面的专业证书。返回西德后，他改名换姓，在法兰克福市的一家银行上班。我们很快通过秘 密渠道了解到以上情况，一位特工甚至搞到了他的住址，并表示，如有重赏，他可以设法把施蒂勒押送到边境。可那时已是实 行“东方政策”的20世纪80年代了，不允许这样蛮干。

　　本版陆续刊出前东德情报机构头目、被称为“隐面人”的马尔库斯·沃尔夫鲜为人知的经历后，引起广大读者的极大 兴趣。有读者专门打来电话要求继续刊登。再应读者要求，本版继续刊登本报首译的这位间谍大师的精彩故事。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