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巴勒斯坦新一代：我们为什么要去死

　　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使得巴勒斯坦的青少年似乎与世隔绝，不断加剧的内部争斗又使他们陷入迷茫，看不到未来和希 望。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刊出报道，详细描述了巴勒斯坦的年轻一代，是如何在内外交困之下变得绝望、极端、喜欢暴力 ……

　　本报特约记者陶蹊

　　1.想穿炸弹背心的六岁男孩

　　阿萨尔一家居住在加沙地带的努赛赖特难民营里。这里位于加沙中部，到处都是低矮、破旧的两层楼房。由于美国和 欧盟去年暂停了对巴勒斯坦当局的援助，难民营内仅有的一条主干道由于失修而变得泥泞不堪。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阿萨尔 夫妇的两个孩子——6岁的穆斯塔法和5岁的艾哈迈德，他们在家门口快乐地嬉戏、打闹。

　　看着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母亲塔希尔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孩子们的行为越来越具有暴力倾向了，为所欲为，” 她忧虑地说，“有时候他们看起来真的不像小孩子。”

　　塔希尔第一次注意到孩子们的这种倾向是在去年夏天。当时，他们全家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以色列军队炮 击加沙海滩，导致一家巴勒斯坦人全部死亡。对巴勒斯坦的成年人来说，这种悲剧在加沙地带经常上演，已经不能算是“新闻 ”了，因此，塔希尔并没有太在意。不过，几天之后，年幼的儿子穆斯塔法却说出了令她震惊的话。“妈妈，我想变得胖一些 ，”他说，“这样我在穿上一件炸弹背心后，就不会引起以色列人的注意了。”

　　“我当时感到非常震惊，”塔希尔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新闻中整天都是这些内容，我们每天都能听到以色列战 斗机和大炮的声音，这些都在对他们产生影响！”她说，在难民营中，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能识别不同的武器，而且都想拥有一 把属于自己的枪。在开斋节的那几天，穆斯塔法和艾哈迈德一直吵着要礼物——玩具枪，而且点名要那些外观像“卡拉什尼科 夫”自动步枪和“乌齐”微冲的玩具枪。

　　“我感到没有办法保护他们，没有办法让他们远离暴力。”塔希尔轻轻地说，“我经常在想，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肯定也是充满暴力的未来。”

　　对于母亲目光中的忧虑，年幼的穆斯塔法和艾哈迈德是解读不出的。此时，他们每个人拿着一把印着可爱动物和迪斯 尼卡通人物的新雨伞，正玩得津津有味。像合谋好了似的，两个孩子跑到大人跟前，同时按下伞柄上的自动按钮，两把伞一下 子都张开了。“卡桑！卡桑！”两个孩子兴奋地叫了起来(“卡桑”是“哈马斯”武装经常用来袭击以色列的一种自制火箭) 。

　　2.“每个家庭有一个烈士足够了”

　　穆斯塔法和艾哈迈德是巴勒斯坦儿童的缩影。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56.4％的巴勒斯坦人不满19岁 ；在加沙地带，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口比例甚至达到了75.6％。与参加过第一次“因提法达”(起义)的父辈们一样， 新一代巴勒斯坦青年置身巴以冲突中，对以色列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不过，他们表达仇恨的方式更为极端。

　　对居住在加沙北部贝特哈努镇的阿明·马苏德来说，18岁的女儿墨瓦特曾经是他的骄傲——她是整个家族中第一个 上大学的孩子。墨瓦特本可以平静地读完大学，然后找一份诸如教师或医生之类的工作。然而，发生在2004年的一件事扭 转了她的人生轨迹。

　　与墨瓦特关系甚好的表兄纳比勒，当年接受“阿克萨烈士旅”(“法塔赫”下属的军事组织)的委派，在以色列境内 发动了一次自杀式袭击后身亡。这深深刺激了墨瓦特，她随即找到“阿克萨烈士旅”的负责人，表示愿意成为“人弹”，向以 色列复仇。“阿克萨烈士旅”拒绝了她，理由是“每个家庭有一个烈士足够了”。墨瓦特又找到了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 ，表达了同样的请求。“吉哈德”满足了她的愿望。2006年11月的一天，墨瓦特在距离贝特哈努镇不远的一处以军哨所 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仅造成两名以军士兵轻伤。

　　“我知道她变得有些极端，”痛失爱女的阿明·马苏德悲伤地说，“但我不知道她的‘信仰’那么坚定。”

　　墨瓦特的女伴苏海拉·巴达维得知墨瓦特成为“人弹”的消息后，并不觉得十分意外。“我完全理解她，也很钦佩她 ，”巴达维说，“我不认为她被‘误导’了。”

　　根据巴勒斯坦人权观察组织的统计，2000年以来，在死于各种流血冲突的巴勒斯坦人中，年龄在18岁以下的占 19％，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在与以色列的激烈对抗中死去的。

　　46岁的卡德尔·法耶德是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一名救护车司机，他曾经运送过很多巴勒斯坦年轻人的尸体。法耶德 说，与经历过第一次“因提法达”的那一代巴勒斯坦青年相比，新一代的青年更极端，只喜欢诉诸暴力。“抵抗和政治两种手 段都要用，”法耶德说，“而现在，没有政治，没有对话，只有无谓的牺牲。”

　　他认为，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封锁。封锁使巴勒斯坦青年被禁锢在约旦河西岸和加 沙地带，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看到的只是以色列军队，头脑中自然充满了暴力。“除了招募他们参加武装组织的人以外，没 有人关注他们。”

　　3.为什么要去死

　　在激烈反抗以色列的同时，新一代巴勒斯坦青年还面临着父辈们当年不曾面对的一个挑战——巴勒斯坦内部的血腥争 斗。

　　自2000年巴勒斯坦人举行第二次“因提法达”以来，巴勒斯坦内部分化的趋势愈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 对巴解组织主流派别“法塔赫”感到失望，转而支持被打上“激进”组织标签的“哈马斯”。2006年1月，“哈马斯”在 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首次得以上台执政。然而，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选择使得内部分歧急剧激化。2006年下半 年至今，“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爆发了多轮武装冲突，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内部的血腥冲突使巴勒斯坦青年一代感到迷茫，也感到绝望。拉马拉比尔扎伊特大学的政治分析家纳达尔·赛义德认 为，第一次“因提法达”时期，巴勒斯坦青年有明确的目标——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因此他们能够怀着统一的理想去斗争。 “现在，巴勒斯坦内部冲突不断，这使新一代青年有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我们不值得拥有并掌管一个国家，我 们不够资格’。这种感觉正在扼杀青年的信仰。”赛义德说。

　　曾参加第一次“因提法达”的“阿克萨烈士旅”领导人扎卡里亚·祖贝迪也认可这种观点。“年轻时，我想，如果我 战斗而死，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在为一个事业而战斗。但是现在，我会问：为什么要去死？为那些在内部争吵不休的家 伙去死吗？这就是年轻一代的问题：他们在现实中迷失，牺牲变得毫无意义。”

　　4.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绝望促使巴勒斯坦新一代青年变得更为极端和暴力，还有一些人试图离开这块土地。根据赛义德的调查，在18岁以 上的巴勒斯坦人中，有35％希望能够移民到外国；在18岁到30岁的青年人中，近一半表示，如果能离开巴勒斯坦，他们 愿意马上就走。

　　22岁的默耶德·侯赛因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侯赛因毕业于巴勒斯坦国立纳贾大学，拥有计算机专业的学位。像其 他同龄的巴勒斯坦青年一样，不满30岁的侯赛因被以色列限制在居住地纳布卢斯，不能到其他地方找工作。毕业6个月后， 找工作未果的侯赛因只得到一个亲戚开的咖啡馆做服务生。对他来说，咖啡馆的工作是一种慢性毒药，可以让他得到一些零花 钱，却让他看不到前途。他很快便厌倦了这种生活，萌生了离开巴勒斯坦的念头。“我爱我的国家，”侯赛因说，“但是这里 没有希望。局势不仅没有任何好转，还在一天天地变坏。”

　　由于姐姐已经移民到美国，侯赛因也希望能够去美国。他与位于耶路撒冷的美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获得去 美国的签证。但由于迟迟不能从以色列获得前往耶路撒冷的许可，他无法去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手续。几个月过去了，侯赛因 对移民美国的渴望已经不那么强烈，但仍然希望能尽快离开巴勒斯坦，如果不能去美国，其他任何地方也可以，“只要能得到 工作，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当被问及“移民国外是否放弃了争取建国的责任”时，侯赛因说：“我不在乎，我只想快乐地生活。”

　　参考资料

　　巴勒斯坦人的两次“因提法达”

　　“因提法达”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起义”。1987年12月，一名犹太定居者在加沙撞死4名巴勒斯坦人后被以军 放行逃逸，这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第一次“因提法达”：青少年们开始向以军投掷石块，更多的人采用游行、罢工、抵制美以 货物的方式，与以色列占领当局对抗。这次冲突持续了近7年，直至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才告一段落。

　　2000年9月，在时任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的主导下，以色列人强行进入东耶路撒冷有争议的圣殿山 地区，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又一轮巴以流血冲突，这次冲突被巴勒斯坦人称为第二次“因提法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