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难华裔男孩母亲：时间是疗伤止痛最好的药
不懂英语很少参加政府纪念
但她有自己的方式
带几个橘子去墓地看孩子
最中国的纪念方式
2011年9月1日，10年过去，新快报记者在美国曼哈顿唐人街的勿街见到了岑娇娴。
她穿着修身黑色连衣裙，脖子上戴着一串美丽的白色珍珠项链。在讲述曾喆救人的经过和回忆曾喆童年时，岑娇娴语气平缓，时常开着玩笑，被悲剧撕开的巨大伤口似乎已经愈合。
但一被问到今年的911纪念活动时，岑娇娴突然控制不住情绪，潸然落泪：“其实每年纪念活动时，你们记者采访我，就是揭开我伤口，再给我撒把盐。但是我想到这是你们的工作，我尽可能配合你们。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也希望曾喆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能够发扬下去，弘扬他的精神。所以，我再痛苦，也接受你们的访问。”
每年911，美国政府都有纪念活动，岑娇娴都会接到邀请函，但她基本都没有去，因为不懂英文。岑娇娴有自己的纪念方式，那是最传统，最中国的，就是带上曾喆最爱吃的橘子，到墓地看儿子。
岑娇娴还收藏着来自全美各个学校孩子们的信。很多孩子安慰鼓励岑娇娴，想要当这个英雄妈妈的孩子。
“我要自己解放自己”
为了走出丧子之痛，岑娇娴曾经也接受过纽约市政府提供的心理专家咨询服务，但她去了两次就再也没去过。
“其实我觉得去看病更痛苦，医生还是问我过去的事情，把我的伤口又挑起来。”岑娇娴摇摇头。她意识到，只有自己勇敢面对，才能解放自己，才能从伤痛中走出来。“你自己站不起来，看什么心理医生都没用，所以我看了两次就没有再去了。”
岑娇娴给自己鼓劲：“我要自己解放自己。”
这种“走出来”的路是漫长的
解放自己的路是漫长的。
曾喆刚出事的时候，岑娇娴一下子瘦了十磅。
“摆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跟他去，一条是活下来。如果要选择活下来的话，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我不希望自己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我活着不光是为了我自己，还要为身边的人着想，我还有我的大儿子、兄弟姐妹和朋友，我不希望他们为我担心，假如我的身体垮了，不仅累了自己，还会让身边的亲人遭罪。我觉得曾喆他也希望我活得快乐、健康。”
岑娇娴认识一个和她际遇相仿的女人。岑娇娴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17街，15街有个华人，她的儿子也是911恐怖袭击中去世了，但她一直都没有站起来，每天都沉浸在痛苦中，她的身体状况每日愈下，到后来基本不能自理，岑娇娴还去过她家几次安慰她，有一次岑娇娴在街上碰到她先生说起她的情况，她先生也很苦恼。
时间是疗伤止痛最好的药
十年过去，时间是疗伤止痛最好的药。
岑娇娴志愿成为社区老人活动中心的义工，“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让自己能更快地忘记伤痛。”岑娇娴因做义工服务老人不遗余力，还曾获市议员尼尔森颁发“最佳义工”奖。除了做义工，岑娇娴还热心公益。2007年3月，为纪念在“911”事件中舍己救人的华裔英雄曾喆和在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华裔子弟林宏呈，她与纽约华人家长学生联合会及其所属的模范母亲联谊会和林宏呈家属发起成立“华裔国家英雄救难基金”。
现在的生活忙碌而充实
在做义工的过程中，岑娇娴充分发掘了自己的文艺细胞。
如今她是老人活动中心合唱团的团长，用她的话说，“把唱歌当练气功，跳舞当打太极。”岑娇娴的一个朋友告诉记者，她唱女高音唱得非常好，而且还是交际舞的老师。岑娇娴每天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星期一，去跳交际舞或者打麻将；星期二，唱粤剧；星期三，下午去老人活动中心教交际舞和健康舞；星期四，有时唱歌有时跳交际舞；星期五，参加合唱团活动；星期六，唱粤剧；星期天，家庭日。”
岑娇娴一口气把一个星期的日程安排都说了出来。
我一个妇人也不懂政治
但我真不希望再有战争
十年中，悲剧撕开的伤口正在逐渐愈合，而因伤口而引发的怨恨呢？
当被问到失去了心爱的儿子，会不会埋怨美国政府或者本·拉丹时，岑娇娴叹息：“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政策。其实恨一个人，自己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何必呢。你老是记得那些愁啊、恨啊的，自己会生活得很痛苦。”
本·拉丹在几个月前已经被击毙了，按常理应该感到宽慰的岑娇娴说出了一段让记者肃然起敬的话：“我是一个小妇人，对政治没什么看法，我的感觉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一个拉丹死了，还有另一个拉丹出现。反正我觉得，战争对我们平民来说就是灾难。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发生战争，受伤害的都是平民，我希望世界和平，不要再有战争。”
10年中我感到人生无常
在谈到911事件对自己的影响时，岑娇娴说：“我失去了一个亲人，我的心很痛，突然感到人生无常。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但是能活一天的话我们就不应该白白浪费，应该做对自己，对集体都有利的事情。”
岑娇娴几乎每年都回广州，那里还有她的家人和朋友。而她必访的一个人就是儿子当年的女友。“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有联系，我每年回去都到香港看她，她也会到纽约来看我。她已经结婚了，现在有一个4岁的孩子。”
两个深爱着曾喆的女人在一起，提到曾喆又笑又哭，回忆的都是当年一起生活的快乐时光。曾喆每个周末都呼朋唤友，让妈妈不要上班，在家里和朋友一起打麻将。岑娇娴朦胧中仿佛又看到曾喆笑呵呵的脸，问：”妈，你赢了没？”
最后岑娇娴还对记者提到了“命运”这个词。
原来，9月12日，曾喆就要去三藩市出差，连机票都订好了。“可是偏偏是9月11日发生了这个事情。我只能说这是命。”
911袭击中，纽约消防员是人数最多的罹难群体
343人！
瞬间爆炸，继而变成火球
世贸南楼朝我们倒下来
他们都死了，如果能找到一块骨头都算幸运的
■新快报特派美国记者 尹辉 曹晶晶 美国特约记者 郭晨琦 文/图 发自美国纽约
343，这是在911恐怖袭击救援中纽约遇难消防员的人数。
这个数字，超过911遇难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在纽约，每一个有队员在911袭击救援中遇难的消防站，门前必有一块铭牌，上面镌刻着消防员的名字，有的还附上他们生前的照片，供过往行人观瞻。
他们的战友甚至亲人，也会在每年的某一天对着这块铭牌缅怀他们。
而在曼哈顿世贸中心遗址旁，一块绘制在墙壁上的铜质浮雕则向经过这里的每一个人展示纽约消防员当时救火的英姿。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街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看到这幅纽约消防员的群像。
双子塔是纽约的地标，纽约消防局也将双子塔印在了徽章上，双子塔倒了，但印在纽约消防局徽章上的双子塔印记不会随之抹去。
纽约消防局副局长杰·乔纳斯说，“这个徽章上的双子塔，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存在了，911事件之后也没有抹去，今后也不会，这对我们更重要了。”
是的，双子塔印记不会抹去。有关911的记忆更不会抹去，隐藏在他们心底的伤痛甚至还会时常泛起。
911最大罹难群体
在纽约，我们拜访了多个消防站。我们原本以为，从消防员这个911最大罹难群体里，应该最容易找到受访者。但是，我们未能如愿以偿。那些当年的亲历者并没有生硬地拒绝，只是表情沉重地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意谈及此事。
“他们已经是最可怜的人了，我们不忍打扰。”有一次拜访，一位消防员在回应我们的采访请求时，用双手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他是在告诉我们，那些埋藏在遇难者家属心底的经历，每回忆一次，就会心如刀割一次。
只有阿德里娜·沃什中尉勇敢地站了出来，她十年前是曼哈顿20号消防站的消防员，她所在的消防站共有7人罹难。
她是亲历者，更是幸存者。
“瞬间爆炸，继而变成火球”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家拐角咖啡馆，她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2001年9月11日早上，阿德里娜正开车行驶在布鲁克林区至皇后区的高速公路上。那天，她不上班，清晨开车是为了赶去参加中尉晋级考试。
在纽约，如果天气够好的话，110层411米高的世贸中心双子塔几乎可以在任何角度都被人看到。
而那天，就是这样一个晴朗无云的天气。
阿德里娜就在车上目睹了世贸中心遭袭的一幕。
“太震惊了，根本无法想象。”她说，当自己看到一架飞机靠近双子塔的时候，她并没觉得不正常，因为那是纽约上空时常会出现的画面。但当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北楼、瞬间在空中爆炸、形成一团烟雾、继而变成火球的时候，她才真正意识到——出大事了。
她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不妙”，一边把车靠边停好。
“几乎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大家都伸出脑袋望向一个方向。”阿德里娜随即打开车载广播，广播里已经开始插播这条震惊世界的消息。
“接着，我们都看到了第二架飞机撞上南楼。”她已顾不得在原地再看下去了，作为消防员的她必须有所行动。她赶紧开车回家，换好衣服，赶到消防站。
“如果能找到一块儿骨头，都算幸运了”
果然，当她刚赶到消防站时，他们就接到调度要求迅速赶往世贸中心遇袭现场的指示。
“我们的消防车到达世贸中心的时候，世贸南楼正好倒塌。”阿德里娜回忆说，当他们停好车后，大约是上午10时，她正在附近寻找消防面罩，然后，就发现建筑物正在朝他们的方向倒下来。
“赶紧跑开！”阿德里娜声嘶力竭地朝其他队员喊，“往其他方向跑！”幸运的是，她跑开了，但现场实在太混乱，浓烟滚滚，尘土飞扬，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队友被冲散到哪里去了。
一个小时后，最早遭袭的世贸北楼也倒塌了，“现场到处都是灰，我和其他队员看到一间地下室的灯，就急急忙忙跳了进去。”她说，现场玻璃碎片到处都是，她的眼睛里进了一些碎片，皮肤和衣服上都是厚厚的一层玻璃碎片。
“我用无线电与其他队员联系上，确认彼此都安全，但我们完全看不见对方。”她说，当时真的什么也干不了，没被掉下来的水泥、钢块砸中，没让烟雾和尘土困住而窒息就是最大的幸运。
阿德里娜描述说，弥漫在空中的尘土和烟雾后来渐渐落了下来，“我们的四周从黑色变成深灰，继而变成浅灰，几个小时后我们才逐渐看得到周围的情况。”
他们从地下室出来，走到西街，看到地面上全是被压扁的车，到处都是火，“我们试图灭火，但是消火栓全坏了，根本没有水。”她说，他们只能在现场进行搜救工作。
“那是漫长的一天。”阿德里娜说，虽然自己没有目睹战友的牺牲，但那天，她看到的一切足以让她今生难忘。其实，在他们赶往世贸现场前，她所在的消防站里，当天值班的同事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其中，7个队员没能从废墟中走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消防员依旧是搜救者。不过，他们并无太大的收获。
“倒塌后的大楼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土堆，我们在土堆中搜寻幸存者，但我只看到一些零碎的电脑键盘。”
阿德里娜说，之后几天，她每天都去现场，有时是接到命令去的，有时是自己在家坐不住一个人悄悄去的，但她连一个活人都没有找到，“他们都死了，如果能找到一块骨头都已经算幸运的了。”
911让人们和部门在改变
911恐怖袭击不仅让纽约消防员失去了战友，也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甚至留下了“后遗症”。
2002年4月，在曼哈顿第六大道与第16街交口处发生一次大爆炸。
阿德里娜所在的20号消防站接到调度赶往现场，“当时，我们听内部频道说整条街都发生了爆炸，窗户全部被震碎，不知道是否还会有第二次爆炸。”
但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其实只是一些化学物质存放不当引起的爆炸，根本就不是恐怖袭击。
“我们会怀疑每一次爆炸是否又是一场恐怖袭击，是否还会有连环爆炸。”她说，911之后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将一些恶性事件与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
阿德里娜说，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受到911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我们之前基本把消防物资放在一个地方，现在则把它们放置在纽约的五个区，这样，不管哪个区需要使用这些物资，都更容易获得。”
她说，911促使纽约的人们和部门在改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是朝着好的方向。
阿德里娜以自己身边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举例，“有些人乐观面对，最后走了过来，但是也有人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把所有不顺都归咎到911上，因为911毕竟是个很好的借口。”
阿德里娜说，现在有人把9月11日看作是一个“公共服务日”，在那天为社区做贡献，“我喜欢这种想法，我不想人们把这一天变成购物节。”她说，911事件后，纽约来了很多新的居民，他们很乐观，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想法，“这样其实也很好，可以减轻这座城市的悲情。”
“当你在挖掘自己的回忆时，你会整日整夜地回忆，会觉得很冷，日出之前，感觉好像已经被冻僵了，因为这种回忆是一个无底洞。”
虽然因参与911救援而落下呼吸道疾病，但阿德里娜会经常提醒自己，“有时需要刻意不去想，而刻意去想些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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