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张安定
从来没有孤立的事件。仍在巴黎街头呐喊反对新劳工法的学生身后，回响着去年5月公投否决欧盟宪法和11月郊区骚乱中民众尚未消失的声音。我们再次目睹了游荡在欧洲上空的民粹主义幽灵。
此次法国学生街头政治的重现有其吊诡之处：本是意图通过增加流动性解决年轻人失业率过高的新劳工法案，却遭到青年人群体的集体反对。由此，欧洲的民粹主义的左翼诉求与右翼精英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再一次陡然被放大：焦点不在于新劳工法的逻辑是否正确，而在于它所激发的法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笼罩在新一代青年群体和整个社会的不安情绪。
历史上的民粹主义浪潮通常伴随市场化的扩展和社会经济的变革出现。冷战后加速的全球化和欧洲统一进程，同时也是欧洲各国痛苦的转型进程。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连同经济危机造就了民粹主义的新现实土壤。民众不满传统福利国家制度下欧洲经济的衰退，既有向右转的切实动力，同时也有回头左翼，对撒切尔式改革下丧失福利庇护的不安。欧洲民粹主义的复兴打乱了左中右的传统政治分野，见证了民众对于社会公正、经济平等和切身参与变革进程的要求。
在此情形下，近年来讨论的所谓欧洲向右转和拉美向左转问题，背后都涌动着民粹主义暗流。而同时表现为政治思潮，社会运动和政治策略的多重面貌的民粹主义，也决定了欧洲和拉美众多国家的“小提琴政治”特征。所谓“小提琴政治”——左手持琴，右手拉之。在拉美，意味着通过左派纲领竞选上台，但实际执政操作却是右派手法；而在欧洲，这意味着通过民粹主义策略赢得选举，而使用中间自由派手段治理，保加利亚就是个例证。小提琴政治，也就意味着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左右的传统政党意识形态区分已不重要，关键是执政者解决失业和移民等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勇气。这些国家的政党依据民粹主义竞选策略或左或右，墙头旗帜可变，但全球化语境下这些政党面临的国内根本问题不会变。
目前，欧洲的政治趋向并不清晰。之前德国大选中施罗德的惜败，表明了选民维持现有福利政策和推进经济改革的近乎同等强烈愿望。在法国，德维尔潘进一步推进了右翼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同时面临民粹主义向左的强烈诉求。
在国际社会，并非传统右翼所为的“反自由贸易”动作，正来自于执政的右翼政党。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有关民粹主义情绪危害欧洲经济开放和一体化进程的言论尚未消失，在本月13日布鲁塞尔结束的欧盟经济部长会议上，波兰右翼新政府的经济部长Wozniak宣称并不欢迎促进欧盟内部市场自由化关键性文件《开放服务业指令》的修改条例。之前，在德维尔潘支持下，法国试图禁止11个部门被外国资本的可能接管。最近，法国更是宣布阿赛洛集团在法国有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试图政治干预米塔尔钢铁公司对其的竞购计划。
同样在拉美,近来媒体惊呼的所谓“向左走”并不简单。早在1990年代末，学界已经给它贴上了“新自由民粹主义”标签，意即政治上民粹主义，经济上自由主义。
拉美上台后的左翼政府多对新自由主义政策作出调整，同时弥补其在社会政策领域的缺陷。巴西总统卢拉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现实的左派总统”，在经济领域继续“向右转”；阿根廷基什内尔政府基本没有改变原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框架；乌拉圭执政的广泛阵线与美国签署了保护投资协定，明确表示“不会改变经济模式”。当然，令人怀疑的是拉美民粹主义执政者们是否会将改革形成的新市场模式成果制度化，进而避免再一次陷入寡头统治的深渊。
在欧洲和拉美，民粹运动既可以被妖魔化，也可以被看作要求政治家真正履行民主责任的呼唤。所以如何应对民粹主义与经济转型，无疑成为了如今全球化时代政治家们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