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力工
3年前非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据官方估计为110亿美元。多少人为此倾家荡产？多少人为此生活造成不便、私人权利遭到侵犯？似已无人再有兴趣加以追究。国际舆论的普遍态度是，责任在于中方，咎由自取理当自认倒霉。中国吞下苦果和有意忘却，是因为国际媒体不断设置新议题，由是转移了大家的焦点，完全察觉不到这是一场以摆脱伊拉克困境、以
嫁祸中国为目的的“国际反恐战争”组成部分。
环顾世界，迄今任何国家发生瘟疫情况，无不采取严厉措施控制传染病的扩散；同时为了防犯民间恐慌，也无不想方设法阻止消息的走漏。唯独中国，竟然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每日公布病患数字，由是对社会的动荡起着推波助澜作用。如今痛定思痛，为了防患未然，似有必要作个全面检讨和调查。以笔者之了解，单凭世界卫生组织的华人职员所掌握的信息，便足以揭露“非典事件”的炒作程序和背后原因。
就110亿财产损失而言，必须细究的是，主要的亏损来自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杯葛、对旅游业务的限制呢？还是来自中国本身的过激反应？譬如，一道命令下来，便隔离全国所有娱乐场所。或者，由于地方领导的无知，突然采取堵拦交通的办法，断绝与外界的接触，由是导致地方经济的停摆？如果说，全球每年为了肺炎平均造成90多万人口的死亡（200万感染），那么2003年全球因非典引起的800死亡人口的大多责任与损失为何要中国独自承担？
以下，不妨节译几条SARS高潮时期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病毒研究所负责人拉本瑙（Holger Rabenau）的意见（原文载于2003年4月26日奥地利《标准报》）：“此次造成的恐慌主要该由媒体负责，而非非典…”；“非典扩散远远不到引起恐慌程度”；“这次或可视为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性流感（1918年曾有10亿人感染，2000万人死亡）所进行的全球性演习…国际社会发挥了充分合作”；“大多预防措施均为必要、有效，之仍然引起过度惊慌，系由媒体的煽情报道、假消息和重复宣传所造成。只要提个上百遍昨天死亡217人，今天高达250人便能造成恐慌，250人死亡究竟算什么呢？导致众多人数死亡的疾病不胜枚举，而媒体却半字不提”；“即便在北京也无戴口罩的必要…迄今受感染的主要群体为医务人员…除非有人当面擤鼻涕、咳嗽，否则我不觉有戴口罩的必要”；“希望至迟两个月后便能跨过高峰期，而后则逐步淡化，对此我基本上持乐观态度。”
事后回顾当时许多专家提出的警告和反对意见，反映出媒体的力量一旦有了某些大国的支撑与发挥，有了受害国盲目无知的呼应，即便是科学的论断也可当作耳边风。如此这般，中国便成了预防流行病的大练兵场所。不怀好意的国际主流媒体一声号令之下，举国上下便即刻动员起来，朝着一个看不见的风车发动一场不计代价的全民大会战。
值得作一对比的是，非典问题随着气候的改变自然解决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知髓知味，还想拿禽流感继续抬高自己的价码。其新任总干事甚至曾经一度发出“如果禽流感如何、如何，将会造成全球数千万人的感染”的危言恐吓。但是，这回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据笔者判断，禽流感主要由飞禽传播，因此任何国家不敢保证自己成为免疫区，于是今天糟蹋了某个国家，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
另外还引起笔者关注的是，为何美国媒体在攻打伊拉克的紧张时刻、对非典的报道从数天一次转化为每小时一次的高频率时，竟是首先由香港、台湾、新加坡积极响应，并跟着对中国大陆谴责、发难呢？一个前所未有的怪现象是，此期间笔者的电邮信箱突然每天会收到数封由新加坡发寄的信函，而内容清一色涉及新加坡病亡人士家属的痛楚与悲哀。见此荒诞不经的宣传攻势，笔者随即为文指出，如果每个中国艾滋病受害者的家属均采取同样办法对港、台、美国这几个主要艾滋病传播者提出控诉，那么是否更加值得同情和更加有必要为此发动决战呢？
总而言之，中国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令人感到忧虑的倒还不是经济的损失，担心的是国家安全概念仍旧停留在计算核弹头的境界，而对新时代的情报战、媒体战则毫无招架之力。笔者早在3年前便表示“如果此次教训能够提高国内媒体、政界的体质与素质，或许110亿美元的代价还算是个捡来的便宜。”如今看来，这庞大损失实际上是打了水漂。就非典事件本身而言，其性质、过程并不是个大了不起的学问与秘密。国家当局只消调动一批法学、新闻学、医学专家联手调查，如此具体的案例，花不到半年的时间和50万人民币的研究费用就可水落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