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如何看待资本自由度

　　“资本自由度”要求政府与市场“离远点”，即注重企业的自生能力。

　　东方愚 经济评论编辑

　　(正文)中国社科院日前首次发布了《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

　　应该为浙江喝彩还是担忧？如果放在两年前，担忧者甚众，记得那个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农·史密斯来了中国，唠叨着“资本自由化和财产私有化是自由的基础和经济繁荣的保障”，甚至引申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话唾沫横飞地说“智者是不会干涉别人走向富裕的道路的”，但谨慎的中国人仍然觉得应三思而后行。

　　两年过去了，喝彩的声音占了上风。现实来看，浙江民营经济搞的有多红火有目共睹，人均GDP也是一路走高。有人可能又会提拎出温州“炒×团”来说事，说什么金融风险丛生，说什么民众福利受损。这显然犯了因噎废食的毛病。虽说资本自由化可能会带来散乱无序的民间游资，甚至是炒房团、炒煤团等令人头痛的附属品，但另一方面，资本自由化更是自由竞争、行为激励、企业家精神的母体。民间金融近年来摆上了央行等国家部委的案面，最近的莫过于“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在中国掀起的新一股民间小额信贷争论热潮了，我们可以认为，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经济下阶段努力的方向。

　　问题是，特权与强权过度干扰经济导致市场失灵与资源配置失灵仍然是中国大多数省市的一大硬伤。当初温州民资响应北京国资委的邀请，欢天喜地参与了北京国企改制，结果呢？要么水土不服，要么半路夭折。国企行政垄断态势的不松反紧引得一片嘘声。

　　资本积累阶段的民企或许曾采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多少年后东窗事发，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昔日资本流动的不自由，而是这个企业主怎么样地不道德，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最近关于黄光裕因“涉嫌违法贷款”而“受查”的传言再一次警醒，如果今日中国仍然对资本自由度不加重视，那么多少年后，中国市场机制的软肋与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原罪”依然将是经济健康运行的短腿。

　　事实上，早在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达成基本共识，即政府应不遗余力保护和促进经济自由。由于历史与体制方面的因素，我国对这一命题左右两边观点一直是各有千秋；不过，目前形势已非常明朗，力促资本自由化不失为明智之举。

　　“资本自由度”要求政府与市场“离远点”，即注重企业的自生能力。当然，“远”主要是指行政部门收拢旁逸斜出的“蟹角”，而不是“置之不理”，相反，政府在促进资本自由度方面应做的还有很多，比如给予自愿交易、方式灵活的民间信贷以足够信任，给一些优质的民企在申请出口信贷时给予适当的政府担保等。

　　相关专题：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