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特纳28 年前的北大生活

　　6 月1 日，首次以美国财政部部长身份访华的盖特纳，造访了阔别28 年的北京大学。1981 年，刚满20 岁的盖特纳曾在北大学习中文八周。见到昔日的老师，盖特纳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看上去很害羞也很惊喜，一点不像一个政客。”一位在现场的北大学生这样描述。曾和盖特纳在北京一起学习的卢德森告诉《外滩画报》：“他是个活泼开朗的人，喜欢说笑话，并且天生具有与人自然熟的本事。”28 年前，他帮中国朋友在友谊商店代购紧俏物资。在盖特纳父亲眼里，儿子和奥巴马有相似之处，都擅长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寻找共同点。

　　文/ 莫书莹 刘牧洋

　　6 月1日，国际儿童节。

　　对于来华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来说，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他回到了阔别28 年的北京大学。

　　1981 年夏天，刚满20 岁的盖特纳作为中美建交后的第二批交流学生之一，在北京大学进行过为期8 周的中文学习，那也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如今，他的身份早已不是学生，但这位美国新任财长却像个北大新生一样紧张。当天约好上午10 点抵达北大，盖特纳一行却早早就出发了，他害怕堵车。“能不能准时到？”坐在车上，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确认了几次，才放下心来。

　　和他一样紧张的还有北大老师傅民和郜文元。这两位头发已经花白的退休老教师，当年曾教盖特纳学习中文。傅民和郜文元站在北大未名湖畔“致福轩”门口，迎接昔日学生的到来。

　　傅民没有想到，当年的学生中，居然出了美国财长这样的“大人物”。郜文元夸奖这个学生当年“学习很努力，人很淘气，也很活泼、很聪明”。在得知盖特纳已经多年没有讲中文后，郜文元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特别希望他能把中文再捡起来。如果他学习上遇到困难，我可以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他，随时帮助他。”

　　早上9 点半刚过，盖特纳一行抵达北京大学，比预计时间早了20 多分钟。当他在“致福轩”门口见到两位老人，先是一愣，随后立刻认出他们正是当年教过自己的北大老师。“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看上去很害羞也很惊喜，一点都不像一个政客。”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学生记者吕端站在一旁，看着盖特纳像孩子一样和老师握手。

　　为了向老师证明当年学过的中文没有丢，盖特纳说了几句简单的中文，然后就有些不好意思，“太多年没有说了，我把汉语都还给了老师。”

　　“你的发音还是很好。”傅民看着这位学生说道。

　　此前，得知要见这位特殊的学生，傅民在家翻箱倒柜，找到两张当年与盖特纳的合影照片。1981 年8 月8 日，在结束了8 周北大课堂学习的盖特纳准备前往北戴河进行结业旅游，他挎着黑色旅行袋，与老师在熙熙攘攘的北京火车站门口拍了张合影。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结束之后，傅民老师走上台，将28 年前的合影作为礼物送给盖特纳。

　　“还记得吗？” 傅民问。照片中，仍是青涩小伙的盖特纳像每个喜爱中国文化的老外一样，穿着印有“北戴河”字样的白色汗衫。老照片似乎一刹那唤起了他对那段中国经历的回忆，讲台上盖特纳陷入了沉思，半天没有回答，结果现场爆发出一片笑声。在全场150 多名学生面前，盖特纳的脸又一下子变得通红。

　　“今天早晨之后，有一点是明显的，这位新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长将比他的前任花费更多时间出访亚洲。因为对他来说，这里并不仅仅是当今世界的中心，也是他青年时代塑造世界观的地方。”当天稍晚时候，《时代》杂志驻北京记者做出了这样的点评。

　　北京往事

　　“我到学院注册科目，正好碰到了一个在泰国时认识的朋友。我当时对于自己到底要选修什么毫无主意，于是听了他的建议选修中文。”接受学生记者吕端访问时，盖特纳透露了自己当年选择学习中文的原因。

　　从这个时刻起，这位未来的美国财政部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9 年中美建交后，两国签订了短期汉语学习协议。该项目从1980 年开展至今，由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CIEE)负责从全美高校选拔学生来华学习汉语。作为这一项目的受益者，1981 年，盖特纳同其他30 位美国学生来华学习。

　　这其中，盖特纳和他的师兄、同样来自达特茅斯大学的贾斯汀。卢德森(Justin Rudelson)交情很深。卢德森博士目前在该大学亚洲研究学院教中文，两人至今保持着兄弟般的情谊。

　　卢德森告诉《外滩画报》，刚开始，他以为小师弟盖特纳是一个“害羞”的家伙。不过，随着交往的深入，卢德森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喜欢说笑话，并且天生具有与人自然熟的本事。”

　　到了北京，这种“自然熟”的本事更是发挥到极致。虽然当时盖特纳的中文讲得并不好，很多时候，他都需要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学习中文的卢德森担任翻译。但他总能比同学们认识更多的人，从各国的留学生到大学附近小餐馆的中国服务员，似乎都是他的点头之交。

　　对于朋友，盖特纳向来很仗义。在那个物质缺乏的时代，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诸如电视机、洗衣机这样的东西都属于有钱也难买的稀缺物资。当年，凭借着自己的“外国人”身份，盖特纳与卢德森得以频繁出入友谊商店，给中国朋友们代购了不少电视机和洗衣机。“现在想想，当年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合法我们根本不知道。”

　　物质的匮乏同样影响到了留学生的生活。让盖特纳和卢德森他们俩受不了的是，当时北京大学澡堂每周只供应一次热水。于是，每周洗澡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过节一样。

　　1981 年的北京交通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留学生们开始对北京街头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大军”感兴趣。很快，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上溜达成了盖特纳与卢德森的一大乐趣，“从住的地方骑车到天安门广场是我们最经典的路线，几乎每隔两天都要这么来回逛一次。”回忆起往事，卢德森现在觉得很奇怪，“这样一个来回需要两个小时，但我们当时从来不觉得辛苦，反而是乐此不疲。当时怎么会觉得天安门广场的景色这么美呢？”

　　卢德森向记者坦陈，他们那一代留学生到中国来多多少少都带着一种近乎幼稚的优越感，“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哪怕我们站在大街上与一个大爷随便聊一下，就是对别人的帮助。因为中国人会想，能与美国人说话是件多好的事情啊。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在学雷锋。”

　　北京的日子虽然很艰辛，但也很刺激。有一次，盖特纳去学校食堂打饭，正拿着一堆花花绿绿的塑料饭票犯难，只听到身后一个声音传来，“同志，你快一点，大家都在排队呐。”他回过头一看，是一个戴着徽章的青年学生。盖特纳突然对他的徽章大感兴趣，徽章上不是毛主席，那是谁？“这是我们伟大的领袖金日成。”见盖特纳这个西方人盯着徽章目不转睛，那个学生挺起胸膛大声告诉他。

　　原来，那是一名朝鲜学生！意识到这点，盖特纳突然瞪大了眼睛，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传说中的朝鲜人”面对面。

　　“ 我相信这样的经历有助于我们人生观、世界观的建立。比如说蒂姆(盖特纳的昵称)，我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家伙，对世界不同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包容心。”卢德森告诉记者。

　　“我建议你们年轻人都应该多出去走走看看。”在北大，盖特纳这样告诫“学妹”吕端，“年轻人必须增长见识，有国际性的眼光。”

　　盖特纳也这样教育两个孩子，他的大女儿已在两个国家生活过，刚读高中的小儿子如今也对海外生活充满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