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利比亚
利比亚地图
4月2日，布雷加郊区的战斗区域，反政府军沿着公路和卡扎菲的部队交火。
4月2日，布雷加郊外的战斗区域，反政府军正在煮茶休息。
4月3日，班加西街头，一个孩子被安排到街上指挥交通。
4月10日，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表态接受非洲联盟提出的停火路线图，反政府方却在次日断然拒绝，利比亚局势再度陷入僵局。如果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还活着，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他会不会说，其实战争从未发生？
一个真实的利比亚，俨然只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3月30日傍晚，当我们亲身穿越变革中的利比亚时，正感受着两者交替上演。诚如英国诗人安东尼·斯威特所言，“在利比亚，你随时随地都能意识到历史遗存，即消逝文化的残留遗痕。”
夜色下西行，眼前这片海陆交汇的土地上，故事已翻开新的篇章，读来却总是似曾相识。
东西部的差异
“V ivanew Libya！”(新利比亚万岁！)
一句喜庆话、一个胜利的手势，足够赢得与A K步枪相伴的微笑。在利比亚，你会意识到它的好处。要进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家并不难，一过埃及西陲的塞卢姆口岸，难民营的喧嚣已在脑后，眼前是四位荷枪实弹的战士与简陋的利比亚哨所，墙上已喷满了“打倒卡扎菲”、“法国万岁”的口号。
无需签证，让战士们稍加研究你的中文证件即可上路。凯旋门式的建筑定义了公路的开端，上边的红黑绿三色旗已取代了卡扎菲的纯绿色国旗。你甚至很难意识到跨越了国界———两边是一样的无垠沙漠，不时见几亩小麦，偶尔路过个小镇，除了利比亚的房门统一刷成了卡扎菲挚爱的绿色外，房屋的式样几乎都别无二致———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都先后征服过相邻的两片土地，历史在此画出了相似的曲线。
当然，利比亚这条线要更复杂。早从2500多年前开始，利比亚的东西部就时常被不同的势力割据。腓尼基人在西边奠定了的黎波里的雏形，而在东边，希腊人建造的城市成了如今的班加西。当初，双方各派出一名善跑者竞跑，相遇于苏尔特湾南岸，东边的人拒绝接受这条“跑”出来的边界，西边的费拉尼兄弟自愿被当场活埋以示诚意。他们的坟墓划定了东西利比亚的边界，卡扎菲也恰出生在这里。
东西部的差异自此埋下，东部接近阿拉伯世界，西部则与突尼斯等北非国家更相似。在如今的班加西人看来，正是明白自己在东部不受欢迎，卡扎菲才会决定迁都到西部的的黎波里。在东部，卡扎菲也成了最易引起共鸣的名字，每个人都会以向下的拇指表达态度，并警惕着他的卷土重来。最初的100公里至少有四五个岗哨，小镇上纷纷以碗口粗的麻绳铺地，迫使所有通过的车辆都放慢车速，接受盘查。
这就好像7世纪阿拉伯人大举来犯时，原住民柏柏尔人所做的那样。后者终未能抵挡入侵，而潮水般涌入的阿拉伯人带来的语言、宗教、习俗也传承至今。
古怪共存的符号
汽车驶入小镇上的加油站，汽油每升价格约合人民币1元左右。两个男孩正在加油站外嬉戏，高兴地招呼我们这些异国来客，一个穿着AC米兰队的球服，另一个的帽子上则是国际米兰队的队徽，在墙上奥马尔·穆赫塔尔的注视下，构成荒诞的一幕。
上世纪初，意大利人终结了土耳其人在利比亚的统治。后者的奥斯曼帝国保持了利比亚的完整，却未能构建起一种共有的认同，意大利人的殖民入侵反倒使利比亚有了团结的理由，穆赫塔尔正是其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他在班加西地区领导游击战，突袭、伏击、暗中破坏；意大利人则采取“种族灭绝政策”，一度轰炸圣城库夫拉，70年后的班加西也险遭相似命运。
1931年，70岁的穆赫塔尔被捕，没有经过正规审理就获绞刑，他一定没想到，身后竟成了人们争相抢夺的符号。卡扎菲上台后，组织拍摄了历史长片《大地雄狮》，以穆赫塔尔生平强调持续斗争之重要；而今，当班加西人试图破除卡扎菲的权威，也以这个符号激励革命的斗志，同时又启用了卡扎菲所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的红黑绿国旗，大量招贴画上，两者古怪共存。
卡扎菲对穆赫塔尔符号的利用与如今的反对者并无不同。事实上，他与意大利的关系折射出一贯的阴晴不定———他上台后首先驱逐2万多意大利人、没收他们的财产，1975年又对他们给予补偿；到了80年代，意大利成了利比亚主要的商业合作伙伴，联系极为密切，但这也没挡住卡扎菲于1989年提出索赔，要意大利为殖民期间的屠杀作出赔偿———无论如何，意大利对利比亚的影响已无可替代，早已成为利比亚石油的第一输出国；而当班加西人高唱穆赫塔尔时，似乎也已将他的身份遗忘。
石油：蜜月与争吵
傍晚6点，夜幕准时降临在东二时区的利比亚。高速公路上，所有车仍以160码以上的速度冲刺，挡风玻璃上清一色的三色旗，两道上常有三车擦肩飞过。
荒漠此时终到尽头，楼房却不如远处冒着黑烟的烟囱抢眼。司机指指远方，“Tobruq！”图卜鲁格，由东部入境后的第一座城市，灯火通明的港湾停着三两船只，道路上的车流已繁忙，除了随处可见的墙上涂鸦外，几乎看不出变革的痕迹———可是，对利比亚六大石油重镇之一的图卜鲁格来说，还有什么比炼油厂恢复了工作更能说明一切重归平静了呢？
“利比亚本该是个富裕的国家，但石油的收入全都进了卡扎菲家族的口袋。”在班加西，几乎每个人都会用这句话开头，倾泻出对卡扎菲的种种不满。上校应该对这样的批评耳熟能详，40多年前，他正是利用同样的不满政变成功。
利比亚作家法格赫1967年记录道：“民众中日益流行着以下观点，即认为新财富应该是所有民众的共同财富，但现在这些财富却被权势集团所控制，他们与民众的渴望与抱负格格不入。”在此之前的5年里，利比亚政府石油出口收入增长近15倍，在世界工业史上前所未有，利比亚经济从停滞转而爆发性增长，恰恰唤醒了民众对改变的期望。
卡扎菲1969年政变上台，在最初10年展示了他的外交手腕，石油收入增长迅猛，人均年收入翻了近5倍，达1万美元，政府也通过对住房、医疗卫生、教育的投入营造出一段蜜月期；而当80年代油价下跌，政府不再有多余的资源换取民众的一致意见，甜蜜的日子便到了头。
驶出图卜鲁格，沙漠与高坡再度连成一线，除了微不足道的小麦外一无所有，利比亚人出卖石油，换取一切；当进口被联合国的制裁截断时，蜜月过后的争吵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