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县“1·4”火灾事故的情况通报1月5日通过多种渠道公布，在7个幼儿逝去的沉痛事实面前，通报的文风更显怪诞。

一场事故的通报，相当程度成为有关领导的功劳簿。不但有市县领导“高度重视”“重要批示”，还有各级领导“亲赴现场”“亲临兰考指导工作”“亲临一线”，其居高临下、自证有功的味道跃然纸上。

说到袁厉害收养弃婴这个要害，通报难觅当地政府对残弃儿的责任担当，却历数自愿献爱心二十多年的公民袁厉害的三个不符合收养条件。公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政府倒像旁观者了。[详细]

实际上，“亲临指导”“重要批示”等表述在官方回应公众质疑时已成为惯例。深入观察可以发现，重大事故、重大危害社会的事件发生后，总有官员在反思的名义下，进行自我表扬，仿佛反思就是要告诉公众有关领导和部门做了什么工作。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异化为“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当下，出现如此丑态或许不值得奇怪，但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表扬惯性，乃至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就值得重视和关注。因为这与公众的期待出现了严重背离，更与权力所担负的公共职责不相符合。这种唯上语境是一种官僚主义病。

“假大空”陋习源于官僚主义

《学习时报》2012年刊文称，新时期官僚主义作风主要体现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滥用权力和贪图虚名。

文章指出，有些领导干部做决策不尊重客观规律，做工作不结合具体实践，思想上存在唯心主义观念，在制定政策、做出决策时，缺乏调查研究、严重脱离实际，拍脑袋、凭经验，主观片面、粗枝大叶，导致一些重大的政策性和决策性失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部分领导干部对权力是被谁所予、应为谁而用存在认识偏差，错误地认为权利是上级所给的，群众所虑、所难、所求与己无关，因而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作威作福的资本，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原则运用到为官施政上，习惯于从一己私利出发，利用职权和公共资源大肆寻租，谋取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

还有的领导干部好大喜功、虚报浮夸，欺上瞒下，文过饰非，一味经营自己的政治前途。这种沽名钓誉的行为，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对政府统计横加干预，造就了一些GDP干部；使一些该做的事情没人做，该管的事情没人管，造就了一批劳民伤财、为人诟病、没有实际用途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

凡此种种，上行下效之下造就了怪诞无比的官方回应文风。

自媒体时代捂不住“真相”

在很多重大事故中，一些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瞒而不报。一事当前，不是立即公开信息、通报情况、开展救援，而是竭尽全力封锁信息、隐瞒实情、息事宁人，这已成为一些官员应对突发事故的下意识选择。但是在自媒体发展迅速的当下，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自媒体时代有两个最鲜明的特征，一是技术进步跨越了以往的信息壁垒，当比特以微秒的速度传播，少数人或者某个部门想封锁消息变得越来越难。二是传统的弱势群体以键盘为维权武器，在遭遇各种社会不公时，可以通过发帖、微博等途径，获得千百万网友的民意支持。而网友们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在对信息碎片的捡拾、筛选、整理中拼接出完整的事实真相。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再对网络民意无动于衷。

将“自媒体”三个字分拆，“自”代表着公民自我权利意识的喷发，遇到不公时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而学会了通过便捷、成本低的网络来维权。“媒体”则象征着一种无形的舆论监督力量，自媒体的原始报料人往往是亲历或现场见证者，掌握着大量事实证据，网友的跟进则会发掘更多的事实细节。当所有监督力量不断形成交集，碰撞出来的火花就足以撕裂看似密不透风的黑幕，还原更加清晰的事实。[详细]

政绩观需要纠偏

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如何对待自己业绩的“世界观”。对地方党政领导来说，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追求什么样的政绩，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的试金石。这就是说，政绩观有高下之别，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其实，二者非但不会很难区分，许多时候还可以说泾渭分明。片面地批判政绩观当然是不对的，但是错误的政绩观肯定应该坚决摒弃。

错误的政绩观对地方贻害不浅。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落马前曾“点拨”一个多年追随他的县委书记:“你知道什么是政绩吗？让我看见的才是政绩！”王怀忠的话很有代表性，“政绩工程”往往也就是“面子工程”，道理也正在这里。于是，对一些地方官员来说，如果领导看不见，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即使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他也可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而如果领导看得见，没钱借贷可能也要上项目。而在处理重大事故时，当然要让领导看见自己都做了什么，至于事实真相是怎么样的，也就不重要了，所以官方通报中，“重要批示、亲临一线、亲自指挥”等等体现领导个人“伟业”的字眼才会大行其道。

“问责”不能流于形式

官员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之所以能以“假大空”的官样文章应付媒体和公众，以“拖”字诀处理问题，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监督缺位和官员问责流于形式。

理论上讲，问责制是一项“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是约束、限制、矫正、规范权力行使的一项根本制度。目的是使“掌权者”真正确立权责一致的“公共权力意识”，不敢有半点马虎大意。但自从“问责制”实施以来，我们的被问责官员“复出”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众所周知，对党政领导干部实施问责制的最终目的，是要警示“领导干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常怀敬畏之心，认真负起岗位责任。而问责制一旦失去严肃性，一个官员犯了再大的错，一年过后还能“官复原职”——群众称之为“带病休假”，那么，问责制也就失去了警示和教育意义。更严重的是，问责官员的频频复出，可能降低群众对政府的信任。[详细]

新一届常委们在不同场合的表态、举动持续受到关注。海内外舆论意图通过解读语言和行为所传递的信息，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前景作出判断。而近一段时间，从转变文风会风，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等作风转变上的动态，到七常委出行未清道不封路等中央最高领导层示范，在外界看来，既是政治清风拂面，也预示着中国政治的积极变化。

强调转变作风，乃至最高领导者躬身垂范，作为一种好的政治气象，自然会受到广泛的肯定和赞誉，但从不少过于乐观的情绪和解读里，我们看到，一些人对作风转变的难度认识得不够，也没有意识到作风问题的核心指向。

不可否认，转变官僚主义作风，高层示范有其重要意义和影响作用，然而，表率行为会不会马上形成上行下效的态势？从各地的情况来看，还没有摆脱表态文化的惯例。目前的官场习气和政治文化，有千年历史文化的浸染，也有几十年制度特点的惯性，表面上很容易因人而变，最高层的示范影响巨大，本质上却又变化甚微，没有形成坚固的价值和制度。一方面是上有所好，下必行之，一方面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目前要警惕的，就是盲目乐观的情绪，对于高层来说，不能满足于各级官员的表态，对于民间，也要避免落差带来的失望，转变艰难，绝非朝夕，要给予足够的耐心、信心，支持推动这项改革的层层深化。

转变官僚作风，最终取决于官民关系的变化，通过制度建设，让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承认并给予社会自我生长的力量，形成人民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从高层的行动来看，积极的信号在陆续释放，整个社会都应给制度和改革程序设计以充分的时间，不盲目乐观，也不消极悲观。[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