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非沪籍女生占海特因不肯妥协返乡读书而辍学在家，自学高中课程。她在微博上高调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称享受公平教育是作为公民的权利，而推动教育公平则是她作为公民的义务，实现异地高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微博好说话，但说话有代价。15岁的占海特没想到“说话的代价”会有这么大：这名在上海生活了10年的江西籍女孩，如今被部分上海籍人士贬称为“蝗虫”；她的父亲于12月8日上午在上海市人民广场被警方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拘留；同日，相处甚好的房东突然要求提前退房，给出的原因是“警察和居委会施加压力”。

随着关于占海特一家的遭遇被媒体报道，一个敢于反抗不公体制的“悲情”小英雄跃然纸上，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在坊间流传。但是纵观媒体报道，无论是占海特的父亲被刑拘还是遭遇房东退房，都还是占海特一家之言，至于导致其父亲被刑拘的事发过程和原因并没有被媒体报道，警方的解释也被淹没在口水之中。这一方面是警方公布的内容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媒体对此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而对于被房东要求退房，也只是占家之言称“因警察和居委会施加压力”。对于当事另一方的房东和居委会、警方都没有公开表态。在没有更多的事实呈现给公众之前，就妄下判断说占海特一家遭受不公和“迫害”并不妥当。官方和媒体有责任将更多的细节和真相公布出来，才能还原事件真相，给各方以公平。

微博网友评论称，应该有真正专业、秉承独立精神的调查记者，去做一个调查，揭示一下，那个15岁少女占海特，如何在面对异地中考问题时卷入漩涡，并被一步步政治化、符号化的过程。

媒体选择性报道让彭宇案谬种流传

1月8日下午，一位85岁的老爷子在杭州南宋御街上不慎跌倒。老人在地上躺了近20分钟，临街商铺和街上众多围观者，无一人主动上前将老人扶起，有人说是“怕扶他起来还要负责任，赔钱”。杭州当地媒体在报道此一事件时，无一例外地“链接”了“南京彭宇案”与“郑州李凯强案”。面对此情此景，顿生四个字的感慨：谬种流传！“彭宇案”后，老人倒地没人扶。但到底是谁搞坏了世道人心？与其说是司法，不如说是媒体，是媒体选择性的报道。

先说这个“郑州李凯强案”，媒体报道所留给社会的认知是这样的：某老人跌倒，李凯强上前扶起，最后被法院判赔7．8万元。但事实是怎样的呢？事实是：李凯强骑电动车与另一骑车的老人相撞（这是李凯强承认的），最后被法院判赔7．8万元；至于“上前扶起”，不过是其中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老人既没有因此才指认李凯强撞她，法院也没有以此认定李凯强承担责任。

应该说，李凯强在为自己辩解时显示了足够的智慧——把自己说成另一个“彭宇”，而刻意忽略了“两人相撞”这个关键事实。李凯强无疑是成功了，他成功主导了舆论，要说谁做了他的最佳拍档，则媒体莫属。也许媒体并不低能，而是下意识里就存在着某种倾向性，倾向把这个事件写成“彭宇案”，而只有写成彭宇案，才足够吸引眼球。[详细]

“背妻男原是薄情人”

四川男子吴加芳因为在“5.12地震”后背亡妻回家的举动，被广大网友称为“最有情意的丈夫”，半年后吴与成都姑娘刘如蓉结婚，再度引起网友议论。在近期一采访节目中，吴家乡的村民却指吴是薄情之人，背亡妻是被逼的，之前一直和前妻闹离婚，而且他不赡养父亲。

从该新闻产生流程看来，首先是外国记者拍了这张照片。此后，该照片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其煽情放大与意义深挖过程，当然是国内媒体轻车熟路的功夫体现，在宣传需要决定媒体态度的前提下，国内媒体一直对真相没有宗教般的敬畏感，而对“符合上级精神”却烂熟于心，选择性观察，集体无意识地失声，观点先决地导演新闻，写好台词上街找市民念出来作为打造声势、铺陈气氛、助推舆论、反映民声的招式，成为常态。对吴加芳背妻事件的自作多情地拨高发酵，先入为主地作价值判断，也是这种心态的显现。[详细]

东莞专家座谈请记者离场 称担心选择性报道抹黑

首批东莞城市形象智囊团成员聘任仪式暨座谈会在行政中心举行。然而，会议刚开始，就发生戏剧性的一幕——工作人员挨个跟媒体记者说：“专家说，在座谈会环节，如果记者在场，可能不好发言，所以希望在刘书记(记者注：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讲话结束后，记者离场，座谈会环节就不要参加了。”

　事后，东莞城市形象智囊团成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范红就此回应称：“(请记者离场)是我个人的意思，因为担心专家谈到负面的声音时，被媒体选择性地去报道，担心给东莞城市形象抹黑，希望你们能谅解。”[详细]

小三过街，人人喊打——让媒体人要有“小三精神”，颇有点儿冒天下大不韪的反道德意味。不过我指的“小三精神”，绝不是时下流行的那些插足别人婚姻家庭的第三者，而是指双方当事人之外中立客观的第三方。

记者当然别当第三者，但一定要习惯做“第三方”，也就是公正的旁观者。

首先的要求是，老老实实地当“三儿”，而不是争着去当“老大”——也就是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和开放的心灵，而不要自负偏执地以握有真理自居，自以为掌握着真理和真相，拒绝接受他人的观点和提供的事实。一方面要意识到，自己的理性是有限的，自己掌握的事实是有限的，不谋求话语霸权，保持一种可能被更有理的观点、更确凿的事实说服的心理准备。

“小三精神”的第二层意思是：别“二”——也就是保持一种理性和智慧，不能因为陷于某种情绪之中而不能自拔，把自己的弱点暴露无遗。干媒体这行的，经过高等教育的熏陶，又经过媒体的选拔，有时事的阅历，多是社会精英，正常状态下不至于“犯二”，但陷入某种偏执自负的情绪之中时，就容易犯糊涂，说一些混账话，作一些糊涂的判断，不仅会闹出笑话贻笑大方，甚至引发公众强烈的反感。

“小三精神”的最后一层意思，就是不求身份，别把自己太当回事。记者只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和记录者，评论员只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别出风头急于当事件的主角，别借事件的报道去炒作自己、搏上位。静默地作一个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让公众看到事实的真相，而不是记者的身影。某个热点后，公众认识了记者，却不知道真相为何，这也许是记者个人的成功，却是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失败。[详细]

新闻报道不是编段子，不是写剧本，也不是比拼精彩和荒诞，而必须忠于事实。记者写报道，不是帮人申冤，不是替谁维权，也不是当某个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而必须站在中立、公正的旁观者的位置去记录真相。一事当前先站队者，不适合当记者，而适合当鼓动家。

一些记者已习惯了这样的站队。有报道价值的新闻，一般都有冲突，记者报道的时候，就会选择站在哪一边替他说话。比如，当发生医患冲突时，记者会先入为主地站到患者那一边。毕竟，因为医生门槛比较高，这辈子多数人都成不了医生，尤其是记者，只会有一天躺到床上成为医生救治的对象，患者可能是每一个人的归宿。于是，为迎合这种多数人的利益感，记者就会站到患者一方替患者维权。当带着“替弱者维权”的立场去报道时，关于医患冲突的报道自然就很难保持客观了。

记者在生活中有很多身份，患者、消费者、乘客、家长，但作为记者时，就应该去掉这些利益身份，远离站队，而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这，正是记者这个行业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也是为什么自媒体永远无法取代传统媒体的原因。自媒体再强大，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记者需要专业门槛——而最大的门槛，就是客观中立的媒介素养。[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