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慧 来源：公号“錄音筆”（ID：recorder2016）
张焕枝弓着背，收起了摆在院子里的十多个凳子和小马扎，一个一个排到院墙根下。
这些凳子原本是用来开“记者发布会”的，但大部分人都走了。
在12月3日上午过去的几个小时里，这个小院里挤满了各路记者，扛着摄像机的，举着手机的，很快他们就散去了。
因为儿子聂树斌的案子，这个不到60平米的院子这些年总会聚集着各方来的“客人”，张焕枝向《錄音筆》念叨，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了。
上访20多年，因为张焕枝，鹿泉县下聂庄村这个小村落也成了外界熟知的地方。
村民并没有因为聂树斌已死21年忘记这个名字，外人来询问聂家住处，村民们总是指的很快，“都是为了树斌案子来的。”
张焕枝多年上访终于得到儿子改判无罪的结果，让一些访民也看到希望，五位从外地赶来的上访者在距离聂家30米远的巷子口上，一遍一遍向赶到聂家的记者们讲述他们的遭遇。
聂母之手。邹璧宇摄。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并不知道他家附近已来了张焕枝早年上访路上认识的朋友，他早早地起床，等待张焕枝回来。
12月2日记者找上门来的时候聂学生才知道聂树斌的案子要判了，电视里宣判的镜头看了好多遍才敢相信。“心情一下子好了，觉都没怎么睡好。”
上午9点，张焕枝回来了，身后十几个人。
“像演电视的。”看到张焕枝大方地摆手向大家打招呼，面带微笑，一路走进家，路口观看的村民觉得张焕枝这次“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了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聂家时常能听到村里的冷言冷语。
自认真凶的王书金在出现以前，村里人教育孩子的口头禅是“不学好就会像聂家二儿子那样。”在王书金出现后，尽管村里大部分人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不是儿子干的，但没有判决，没有证据，冷言冷语也时常有。张焕枝告诉《錄音筆》。
小院里站满了人。
“这是我们的村支书，你们拍一下吧。”张焕枝对面前的记者说。
她有条不紊地安排院子里的各路人。一会跟律师沟通下一步有关赔偿问题的打算，一会劝解前来的访民，让他们收起写着“冤情”的大纸板，“当下的场合出现这些不合适。”
“我以前都是去讲理，方式要恰当。所以你们要拿出证据资料来，之前让你们带的资料都带了吗，一会儿可以分发给在场的老师。”访民们点头认可她说的每一句话。
“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这个院子里聚着这么多人，”张焕枝和《錄音筆》说。
张焕枝被记者一层一层包围在小院中间，聂学生一个人坐在五六米外的厨房门口，用手比划着，如果儿子聂树斌还在，那孙子至少长到了到腰的个子。
当年服药自杀留下后遗症的聂学生不能受刺激，提到聂树斌、李树亭等人的名字他都要犯抽搐。在这20多年中，家人都不同意让聂学生去聂树斌的坟头。
聂树斌父亲聂学生，自称“没用的人”。邹璧宇摄。在家人决定带着最高法院的无罪判决书去看儿子后，聂学生自己提前出了门。
从家门口到路口30米的距离，聂学生一瘸一拐走了十分钟。为了等到儿子的结果，他每天都在这条路上锻炼，“我要撑到树斌无罪的那一天。”
聂树斌的侄子在他坟前读了一遍判决书，念到“无罪”时，聂学生和聂树斌的姐姐聂淑惠已泣不成声。
侄子将这份判决书的复印件点着，扔进火堆。
聂家在聂树斌坟头将无罪判决书复印件烧了。邹璧宇摄。张焕枝大声说，每个字都带着力量，“树斌，妈妈做到了，我已经跟他们交代好了，等我和你爸百年之后，我要把你的坟迁到我跟前，我让你能跟我在一起，我们一家人要团聚。”
事实上张焕枝平日里也很少去儿子坟头。这是她觉得痛苦的地方，只有在清明节和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到坟前跟儿子说说话。
给聂树斌上完坟后，大部分人逐渐离开，小院里安静下来。
张焕枝叫来了村支书，把判决书原件拿出来给村支书看，她提醒村支书：“法院前面还有个最高，不能漏掉，这个决定就是最终的了。”
连着两天，72岁的张焕枝在法院、律师以及媒体三方面来回应对。她告诉《錄音筆》，心累。没拿到判决书之前，心里七上八下的。现在心里轻松了。一半高兴，一半痛苦。高兴的是想要的结果给了，痛苦的是，儿子回不来了。
张焕枝的上访路结束了。
为了上访，聂家的日子磕磕绊绊，少了很多该有的样子。“从前我只关注儿子的事情，心里装不下其他事情。现在无罪判决得到了，等国家赔偿也做完了，我想找点思想上的支撑，没有支撑我这身体可能说跨就要垮了。” “我想往外跳，但说不好。反正，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张焕枝为了儿子的事情忙，聂学生多年来就自己一瘸一拐到村口买面条或方便面煮着吃，“以后她就可以给我做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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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超 SN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