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自杀、死亡与理性
文/宋志标
华东师大政治系教师江绪林自杀后,人们对他的解读多种多样,已经变迁为对死亡的阐释。而在死亡一事上,因为沟通困难,又将死亡比喻为各种生者的问题加以说明。于是,江绪林之死鼓起的波动,就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两端之内,似乎都没有出口。
于是乎,对江绪林死因的揣测,演变为更多人为着生存的辨析与辩解。如果像书上说的那样,悬梁自尽的犹疑型基督徒江绪林,其灵魂现今不知静默在何处。因为死亡激起的心意难平,也都逐渐散去了。众生扰攘,只有死者,处在与他无关的人群中。
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被逼去正视死亡,去解决终点确立的前提下,如何安度中年、老年的心有不安。当长辈去世,死亡列好的方阵前面渐次少了遮挡你的人,死亡的气息就会攀爬过来,挡也挡不住。“我恐惧,我要喝点酒”,如果这样管用,尽管喝吧。
对于自杀,向来是惋惜的多,因为多有不甘,以为无论怎样苟且的活着,总有它的道理,总有它的出路,也就总有希望。在围绕江绪林之死的诸多评议中,都将自杀当做了很负面的东西,以为是遗憾,是沦丧,是不光彩的。江绪林若知道,不知作何感想。
自杀是化解死亡威胁的一种自发性解决方案,并不丢人,也不值得过度的感叹。这种形而上的方式,除非亲临其间,谁也不知道其中况味。那些江老师的亲朋,写出了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但只怕也有隔膜,说的只怕还是生者爱听的东西,死者托体同山阿。
在处理江绪林之死的阐释上,出现两个死结:一是将其认作是疾病,认为抑郁症的发病机理已经是绝对的理由,不必附以其他的原因,比如个人社运经历、感情经验以及敏感知识分子的脆弱命运。抑郁症在这里被用作压倒性的逻辑,江绪林之死被理解为疾病的胜利。
而在另一种说法里,则将那些隐晦莫如的疾病放在一边,将江绪林比作当代政治困境下有感知识分子的典型,将他的自杀理解为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心理颠沛流离中极端的选择。进而,用这个理解来同情知识分子命运,论者代入感强烈,江绪林之死触及生存的痛感。
对疾病的解释路数引向对抑郁症的关注,从而将一个人的具体问题,转化为一种疾病的预防及治疗。这种理性,是“理性”的江绪林死后,一种被人接受并强化了的认知。抑郁症的隐喻下,江绪林的自杀会被当做是自我崩溃的结果,抑郁症隔离了其他不认同者。
在这些不认同的人当中,也分化了不同的立场。一种自然是上述那种对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同情之理解,哀伤成为解释的出发点与终结点。但是比哀伤更进一步的,还有入世融通的立场,“既然大家都能活,你为什么不能”,这一立场呼应了江绪林思之不得的“丰厚的生命体验”。
显然,江绪林所言的“丰厚的生命体验”,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庸求活,而是与其理性的知识构建互相搭台。在刘擎老师的悼词中,将江绪林求之不得的这部分理想,做了切肤之痛的表达,同时也给人感觉是弗洛伊德的应用,把江的自杀归结为它的童年阴影。
孤独是多篇怀念文章对江绪林的共同记忆,这些文章不乏真挚的描绘,真情实感当中,江绪林只露出阴郁的身影,无法处理好亲密关系,或者说孤独本身被当作了不健康的东西。言下之意就成了,因为孤独所以抑郁,因为抑郁所以自杀,悲伤形成了它自己的闭环。
而这个逻辑的一个枝节,就是将江绪林的选择当作是某种生存原则的反证,从而得出一些类似成见的东西,比如,“即使……也要好好活着”,“越是……越要开心”之类鸡汤。这种鸡汤成了近乎责备死者的论调,愈发显出孤独者的孤独、抑郁者的抑郁。
经历到底对一个人性情养成有何影响?而性情又会对解答死亡这个命题有何作用?好像终极时间到来之前,那些徒劳的迂回曲折,也好似在死亡前摆布众多其实无用的路障,江绪林通过知识及宗教理性去抵御,随着自杀对教规的忤逆,他的理性工事是证实还是证伪了?
知识人对理性的建设,既可以填饱肚子,也可以坐享精神园地。正因为它的功能太诱人,所以建立起来并不容易。人们从江绪林之死中各取所需,用来维护自己的生存观念。一种理性在江绪林那里成了碎片,更多人捡了起来,装饰自己那块小确幸。
再说下去,就只能靠不可知论打圆场了。在我们的古训里,死亡就是“知天命”而已,再多的东西,就不肯多说了。死是述而不作的那部分东西,所有教导也都是“不知生焉知死”式的逃避。这种感觉既轻又重,既形而上又带着沉重肉身,忏悔与哀伤似乎太单薄。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