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绪林的自杀是因疾病还是知识分子困境？
原标题：自杀、死亡与理性
文/宋志标
华东师大政治系教师江绪林自杀后，人们对他的解读多种多样，已经变迁为对死亡的阐释。而在死亡一事上，因为沟通困难，又将死亡比喻为各种生者的问题加以说明。于是，江绪林之死鼓起的波动，就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两端之内，似乎都没有出口。
于是乎，对江绪林死因的揣测，演变为更多人为着生存的辨析与辩解。如果像书上说的那样，悬梁自尽的犹疑型基督徒江绪林，其灵魂现今不知静默在何处。因为死亡激起的心意难平，也都逐渐散去了。众生扰攘，只有死者，处在与他无关的人群中。
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被逼去正视死亡，去解决终点确立的前提下，如何安度中年、老年的心有不安。当长辈去世，死亡列好的方阵前面渐次少了遮挡你的人，死亡的气息就会攀爬过来，挡也挡不住。“我恐惧，我要喝点酒”，如果这样管用，尽管喝吧。
对于自杀，向来是惋惜的多，因为多有不甘，以为无论怎样苟且的活着，总有它的道理，总有它的出路，也就总有希望。在围绕江绪林之死的诸多评议中，都将自杀当做了很负面的东西，以为是遗憾，是沦丧，是不光彩的。江绪林若知道，不知作何感想。
自杀是化解死亡威胁的一种自发性解决方案，并不丢人，也不值得过度的感叹。这种形而上的方式，除非亲临其间，谁也不知道其中况味。那些江老师的亲朋，写出了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但只怕也有隔膜，说的只怕还是生者爱听的东西，死者托体同山阿。
在处理江绪林之死的阐释上，出现两个死结：一是将其认作是疾病，认为抑郁症的发病机理已经是绝对的理由，不必附以其他的原因，比如个人社运经历、感情经验以及敏感知识分子的脆弱命运。抑郁症在这里被用作压倒性的逻辑，江绪林之死被理解为疾病的胜利。
而在另一种说法里，则将那些隐晦莫如的疾病放在一边，将江绪林比作当代政治困境下有感知识分子的典型，将他的自杀理解为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心理颠沛流离中极端的选择。进而，用这个理解来同情知识分子命运，论者代入感强烈，江绪林之死触及生存的痛感。
对疾病的解释路数引向对抑郁症的关注，从而将一个人的具体问题，转化为一种疾病的预防及治疗。这种理性，是“理性”的江绪林死后，一种被人接受并强化了的认知。抑郁症的隐喻下，江绪林的自杀会被当做是自我崩溃的结果，抑郁症隔离了其他不认同者。
在这些不认同的人当中，也分化了不同的立场。一种自然是上述那种对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同情之理解，哀伤成为解释的出发点与终结点。但是比哀伤更进一步的，还有入世融通的立场，“既然大家都能活，你为什么不能”，这一立场呼应了江绪林思之不得的“丰厚的生命体验”。
显然，江绪林所言的“丰厚的生命体验”，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庸求活，而是与其理性的知识构建互相搭台。在刘擎老师的悼词中，将江绪林求之不得的这部分理想，做了切肤之痛的表达，同时也给人感觉是弗洛伊德的应用，把江的自杀归结为它的童年阴影。
孤独是多篇怀念文章对江绪林的共同记忆，这些文章不乏真挚的描绘，真情实感当中，江绪林只露出阴郁的身影，无法处理好亲密关系，或者说孤独本身被当作了不健康的东西。言下之意就成了，因为孤独所以抑郁，因为抑郁所以自杀，悲伤形成了它自己的闭环。
而这个逻辑的一个枝节，就是将江绪林的选择当作是某种生存原则的反证，从而得出一些类似成见的东西，比如，“即使……也要好好活着”，“越是……越要开心”之类鸡汤。这种鸡汤成了近乎责备死者的论调，愈发显出孤独者的孤独、抑郁者的抑郁。
经历到底对一个人性情养成有何影响？而性情又会对解答死亡这个命题有何作用？好像终极时间到来之前，那些徒劳的迂回曲折，也好似在死亡前摆布众多其实无用的路障，江绪林通过知识及宗教理性去抵御，随着自杀对教规的忤逆，他的理性工事是证实还是证伪了？
知识人对理性的建设，既可以填饱肚子，也可以坐享精神园地。正因为它的功能太诱人，所以建立起来并不容易。人们从江绪林之死中各取所需，用来维护自己的生存观念。一种理性在江绪林那里成了碎片，更多人捡了起来，装饰自己那块小确幸。
再说下去，就只能靠不可知论打圆场了。在我们的古训里，死亡就是“知天命”而已，再多的东西，就不肯多说了。死是述而不作的那部分东西，所有教导也都是“不知生焉知死”式的逃避。这种感觉既轻又重，既形而上又带着沉重肉身，忏悔与哀伤似乎太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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