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体制内产生不出思想家怎么办？
文/公方彬
百年前，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其中包括引力波。百年后，美国科研团队宣布观测和证实引力波，这意味着爱因斯坦的重要科学预言，又一个被证实。这必然引爆世界科学界，同时扰动中国网络舆论场。
有人扒出几年前一场电视秀，强调“诺贝尔哥”使用了引力波的概念，而那些嘉宾们几乎一边倒持否定态度，似乎遗憾中国失去了大科学发现的机会。另有人则把美国科研团队中有一个中国人，而强调重大发现中有中国人的功劳，等等。
其实，“诺贝尔哥”与有中国人参与科研项目，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其间确实包含了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诺贝尔哥”引用了一句话：“诺贝尔奖可能出在民间”，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深刻分析的问题。涂呦呦是否属于民间？就不好简单下定论，因为她虽然人在体制内，且成果产生与当年强大的体制力量有关，但“三无”身份，又让当下的科技体制尴尬。
当然，强调该问题值得思考，关键具有更广泛的思考空间，其中就涉及到现有体制下无法造就或产生大思想家。为什么单独把思想家挑出来？因为思想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的高度，这个高度决定于思想家的高度。换言之，思想家走多远，一个民族就走多远，思想家上多高，一个民族就上多高。这已经是人类发展史所证明的规律。
为什么说体制内产生不了思想家？在回答该问题前，有必要先看廓清思想家。恩格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管有何障碍，都能不顾一切打破旧说，创立新说的巨人之一。”这里的巨人是指伽利略。伽利略是科学家也是思想家，因为他创造的既是科学成果，也是思想成果。同时科学成果中还包含着思想家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比如，“日心说”的发现者是哥白尼，但由于担心天主教会的迫害，哥白尼去世前一直不敢公开其伟大发现。伽利略证明了这一理论，同时敢于公诸于世，这就说明他有思想家特有的自我牺牲精神。所以说，思想家是创立新说的人，同时还是为人类文明敢于牺牲自我的人。
为什么体制内产生不了思想家？是理论工作者或知识界缺智还是缺德？二者都缺，并且缺失又有规律性和规定性。体制是什么？体制是政治的结果，当政治上要求成员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话语系统……，就意味着进入体制，就必须依照政治要求办，这不仅是政治纪律，也是政治伦理。不仅如此，在我们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党便把这一理论上升为唯一的指导理论，既然“唯一”，便不再需要也不允许再去创造独立于该理论之外的理论(这有其自身逻辑)。既然理论界或知识界在一个理论系统或知识体系中耕耘，不管多大的投入，多艰苦的工作，取得的成果都只能是拾遗补缺，而不可能是伟大创造。这一点，仅仅看一下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很清楚。没有广阔的思想空间，就没有伟大的思想成果，因而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家。
如此，或许有人会产生一个疑问，有国家就有政治，有政治就有政党和政府，所以“体制内”应当适用于世界所有国家，为什么西方却产生了那么多的思想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比如与文化传统或民族文化性格有关，与政治的内含和政权运行方式有关，还与社会结构和价值系统有关。比如，古代起中国文人就遵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即售卖是一切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才高八斗的文人，在没有被帝王接纳前，包括孔子都如丧家之犬。由于社会结构一元化，所以历代文人从没有过真正独立的生长空间，只能依附、顺从。处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中，只是骂文人并不公平。
很显然，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古罗马，其创造的社会结构和运行系统，都与我们迥然不同，后来的发展差异更大。两种文明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不能简单判定好坏，但在产生思想家方面，我们的结构和运行系统，确有不如人之处，这是一个历史现象。更具体更清晰一点，西方国家不会确立一个由政党规定的思想理论体系，其理论发展主要得益于学者的独立思考。比如文艺复兴是西方体制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推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有名者多达600多人，基本没有体制内的，也没有神职人员。这就决定了他们不需要向谁负责，也不必遵从谁的意志，只关注何种理论能够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
既然是体制制度问题，我们可不可复制西方？不能，每一种制度和权力运行模式，一定是众多因素的约定，即存在独特的规定性和内在机理，就如同伊斯兰世界宁可与西方硬对撞，也不会接受西方模式一样。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其他路径。这个路径就是，体制内专家学者继续承担诠释和解读的职能任务，同时给体制外专家学者更大的思想空间，同时打通应用路径，保证其智慧成果的社会应用。或者可以这样表述：职能上有体制内外，思想成果不分内外，都为我所用。倘真如此，当下社会上的异己力量或反体制的力量必将大大减弱，因为都有价值实现，自无冲突可言。某种意义上，中国历代造反者，其实是自身利益与体制制度发生冲突的结果。
上述要求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主导者更新观念，调整结构，理顺关系。其中突出强调更大的宽容包容，要相信反国家反民族的人极少，更多人属于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表达方式问题，有了这样的基本判断，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必转变。另一方面则是体制外专家学者改善认知，强化建设性，尤其是提高思想创造能力，当下特别强调跳出“抓眼球”行为，努力将碎片化的思想观点系统化，映现出智慧光芒，只有产生大思想理论，才会被接纳。
只有涌现出一批伟大的思想家，才不负伟大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会化作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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