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羔羊》剧照
文/唐映红
前天，一则令人发指的犯罪暴行被曝光。嫌疑人，北京某高校经济学院在校学生吴谢宇，涉嫌在去年7月通过极其冷血的手段谋杀其母亲，并包装尸体，通过摄像头随时可以窥尸。不言而喻，嫌疑人的罪行如果证实，那么这将是一起极度心理变态下的弑母案。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嫌疑人的谋杀行为相比于好莱坞的类似剧情，如《七宗罪》、《沉默的羔羊》，即使不如影片中演绎得那么夸张和极端，但其心理变态程度却应该在一个量级。
从媒体披露的有限的嫌犯讯息和作案手法，嫌犯几乎可以肯定具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其中包括性心理的扭曲或性欲倒错。下面仅就披露的有限讯息稍作分析。
首先，嫌犯弑母行为排除因冲动障碍或激情状态下的冲动而为，他在筹划谋杀和实施谋杀，以及谋杀后的一系列行为看起来都是在冷静状态下持续行为的。普通人在正常情况下是无法完成从筹备到实施到包装尸体这一系列弑亲行为，人们与生俱来的同理心与后天接受的社会化过程阻止了人类的冷血弑亲行为。从这个角度，嫌犯很可能具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APD)或倾向(也可能同时合并其他人格障碍，如分裂型人格障碍或边缘型人格障碍)。这类人格障碍者从生理上往往具有血清素转运体的功能异常，从而损害个体的亲密关系感受；以及大脑镜像神经系统的异常，如无法感受和分辨他人的痛苦。普通人残害他人后通常会反映为心理创伤，而APD者可以不反映出心理创伤，他们残害他人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如同折断一根树枝。
如果仅仅是APD还不足以解释嫌犯的行为动机。APD在生活中常常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功能障碍，如难以控制的冲动、暴怒行为，虐待动物和他人，等等。而从嫌犯的身边同学反映，并未显示出类似情况。因此，APD只能解释其冷血弑亲的心理基础，无法解释其弑亲的心理动机。
其次，由于嫌犯的弑亲行为与其一贯示人的行为印象存在极大反差。据其同学反映，嫌犯在平时待人温和、讨人喜欢，“他是地球上我最后一个想到会犯罪的人”。与其同学多年的师友在案情曝光后也无法将平日对其的印象与其可能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仅仅用人格障碍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一般来说，如果行为人在不同情境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人格特征，其他人难以将不同情境下的人格整合成同一个人，那么，嫌犯还可能罹患了罕见的分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普通人群患病率大约0.01%)，也就是俗称的“多重人格”。DID者往往因为童年不堪忍受的生活事件而导致在主人格之外发展出另一套副人格，而行为人则在这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人格间“切换”。如果是这样，那么嫌犯在弑亲时表现的人格与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人格并不一致，弑亲时是暴虐的变态杀人狂，而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温文尔雅、乐于助人的学霸。
DID是一种共病率相当高的精神障碍，只表现出DID而无其他精神障碍的患者极其罕见。因此，嫌犯表现为DID与APD(或其他人格障碍)，以及后面分析到的可能的性欲倒错障碍共病，并不奇怪。从精神病学的一项研究(Zanarini et al.2000)中，显示DID者的分离症状的严重程度与4种危险因素在统计学上具有关联性：1、照料者给予其前后不一的待遇；2、照料者对其施加性虐待；3、儿童时目睹了性暴力；4、成年后被强奸史。
上述4项危险因素中，其中有三项与性侵犯或性暴力有关。据披露，嫌犯作为中国最顶尖高校的高才生，当年高考的省状元(相当于，因其属于被提前招录)，曾经爱上了一名性工作者，并拍摄下与她的性爱视频，并打算与其结婚。从这个细节足以反映嫌犯在性心理方面存在不为人知的某些扭曲或心理创伤。如果从经验的角度，像嫌犯这样在顶尖高校也轻松成为学霸，并且给人留下良好印象，同时又没有身材、容貌上的明显缺陷，那么他在爱情方面的吸引力并不差，起码超过常人。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也应该比较轻松就能够结交与其身份相似或相当的女友。但他迷恋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性工作者，并且陷入这种不合时宜的爱情中，向性工作者求婚，这种特异性的爱情倾向最大可能反映了嫌犯性心理方面的障碍，而这种障碍完全可能来自家庭的心理创伤。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尝试去理解嫌犯对其母亲的变态弑亲行为。其行为至少反映了如下一些特点：1、精心谋划，深思熟虑后的行为。嫌犯在实施谋杀前一个月就开始从淘宝分批分次地购买刀具、防水塑料布、防油桌垫、干燥剂、防潮剂、抽湿器、防霉包、真空压缩袋抽气泵、隔离服、医生护士服等作案工具，并对谋杀后的安排、布置表现出有条不紊的规划性。2、实施谋杀后对尸体的仪式化包装。这种包装不能简单用藏匿尸体来解释。嫌犯不仅在实施谋杀前购置作案工具，在案发后的7月12——7月23日，分34次网购活性炭，19次购买塑料膜、防水布、墙壁贴纸、真空压缩袋等。换言之，嫌犯包装尸体是一个极其耐心和漫长的过程，最可能的解释是，他在享受这个过程。他用塑料布几十层并逐层铺上活性炭来包裹尸体，从其行为及后果而言，包装尸体的目的不应该是仅仅为了藏匿，而是为享受包装的过程以及后续的欣赏和窥视。3、在尸体放置房间精心安装监控设备，并连电脑和网络，使自己可以从手机上随时查看尸体。这应该是嫌犯包装尸体的另一个主要动机。
因此，嫌犯对母亲尸体的这种处置极可能反映了某种病态的依恋，以及他试图摆脱这种病态依恋的冲突和挣扎。一方面，嫌犯可能觉得自己不应该继续这种带给他心理创伤的病态依恋关系；而另一个方面，他又难以割舍对母亲的这种病态依恋关系。前一动机促使其弑母；后一动机促使其长时间摆弄包装尸体以及窥尸。从临床心理学角度，如果他在长时间的包装尸体以及后续的窥尸过程中伴随有享受或性兴奋，那么就可能反映了他某种性欲倒错障碍(Paraphilic disorder)的问题，特异性的恋尸症(necrophilia)倾向。从这个意义上，他在案发后续的行为，封死门户，以母亲名义向亲友谎称与儿子一起去美国，伪造母亲的离职信，以母亲名义借钱，等等，除了心存侥幸希望或可逃避惩罚以外，更大的可能是为了使自己能更长期地窥尸，以满足扭曲的心理需要。
虽然现在没有线索能证实嫌犯与被害人之间到底是否存在，存在怎样的以及如何形成这样病态的依恋关系，而作为最可能解开这些疑点的母亲已经逝者永矣，无法再从死者那里获得任何确凿的证据。但仅仅从嫌犯与被害人之间的家庭关系亦可稍作推理。嫌犯父亲在其初中阶段时病故，从其青春期开始直至考上大学，嫌犯与寡母一起生活。其母亲，也是被害人日常生活中留给学生的印象是“内向、话少，但与人友善，疼爱学生”“她疼爱儿子，以儿子为荣”。寻常的母子关系根本无法解释嫌犯性心理的扭曲和异常，以及弑母的动机和一系列令人咂舌的作案过程。
不夸张地说，如果这起案件发生在美国，将毫无意外地成为心理犯罪影视剧的素材，甚至直接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就足以支撑一部好剧本。类似的带有罕见心理变态性质的犯罪事件，值得深入研究，以及让人们有所了解。人性之复杂、微妙绝非几个导向，一条主旋律就能概括。再牛逼的社会都难免会出现一些极端的心理变态者，遮遮掩掩并不表明这些现象不存在，何况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像这起名校学子的弑母案，仅仅归因于家庭教育的利弊，甚至以此来拷问名校教育的得失，客气地说是隔靴搔痒，不客气地说是无知胡言。
(首发公号“psy-eyes”。相关案情讯息全部来源于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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