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想崛起于世界，必须调整对日战略
原标题：适度调整我对日战略策略
文/公方彬
中日外交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日本是中国大国道路上的最大坎，至少在阶段性上超过美国。虽然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将伴随中国大国道路全过程，但中美之间更多是利益，兼有政治制度(后者趋向弱化)，日本除此外还有民族情结，这却是检验大国的重要指标，因为没有大胸怀大境界和必要包容，就不能占领道义制高点起引领作用，因而无法实现大国崛起。所以，中国要想崛起于世界，必须实现对日战略突破。
选择什么样的战略策略，根本在于对最大利益和实现路径的权衡。目前中日关系处于二战后历史最低谷，军事冲突随时可能发生，是继续维持这种态势，还是主动调整？继续的理由是什么，主动调整的原因何在？诸多问题都必须深刻把握并作出回答。
第一，中日对峙乃至发生军事冲突的目的是什么，是否符合中国最大利益？
中日若发生战争，其目的和意义不外三个：一是凝聚和激发民族精神的需要。由于我们的精神力量主要来自革命和斗争，在没有找到新的精神力量增长点之前，外部斗争往往是转移社会矛盾与激发精神力量的重要选项。二是地缘政治与利益予夺的需要。也就是打压日本，主导亚洲，尤其中国处在周边矛盾爆发期，有些矛盾根深蒂固，但有些矛盾属于小国见风驶舵，将日本打压下去，许多矛盾迎刃而解。三是进行大国博弈的需要。也就是以此牵制美国或打破美国包围，同时告诉世界，中国正在崛起，西方世界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不要幻想遏制和围堵。
目的和意义都是明晰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实现和怎样实现。一般来说，大国崛起没有一帆风顺的，不管世界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实力与国际影响力，至少中国人都有一种已经崛起的心态，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与旧秩序发生摩擦乃至冲撞，有时在所难免。所以，即使与日本发生一定规模的战争，并非不可接受，关键在于获得的是利益最大化，还是相佐甚至相反的结果。
中日若开战，最关键因素是美国如何参与，刚刚在日本访问的奥巴马回答提问时明确表示，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由于这属于美国首脑首次表述而引起广泛关注。其实说不说都一样，美国必定以不同方式和程度介入中日争端。因为不久前五角大楼公布的《四年国防评估报告》已经明确，美军将裁减部队，但重返亚太依旧是优先任务之一，出于国家利益和价值观考虑不排除动武。
尽管这样，美国介入程度仍然决定于中国的决心，决心越大其派兵参战的可能越小。由于中日之战与其说是军事仗，不如说是政治仗。正如有人所说，日本打输了，结果是换一茬政府，中国打输了，可能是换一个政权。所以，一旦开战，中国必将全力以赴，保证打赢。以中国的体量和相当的战争潜力，美国不能不掂量派兵参战的后果。基于这样的考量，美军向日本提供情报和技术支援，或者装备与后勤支援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与日本进行对决，意味着中国过早与美国摊牌，并且逼迫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选边站，这对中国显然是不利的，毕竟中国并未强大到和美日联盟抗衡的程度。基于国家利益及其它多因素，最好的结果是大部分国家中立，不排除西方统一战线，联合与中国存在矛盾的国家进行全面遏制和对抗。
实际上，今日中国正处于难得的上升期，俄乌争端又为中国提供有利的政治态势，中国再稳定发展二三十年，真正走向强大，那时周边的矛盾和问题必迎刃而解，假如出现对歭，选边站的结果也对中国有利。进一步分析，当下中国的最大战略利益在南海，中国能争取到的最大利益也在南海。所以，着眼中国利益最大化，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南海，中日形成胶着即可。
第二，中国是否做好了对日开战且战之必胜的准备？
从有利因素分析，我们确在许多方面优于对手。党中央和习近平主席的决断力优于日本执政党和首相；中国政府的资源统筹力强于日本政府；新一届中央军委的执行力和中国军人服从命令和牺牲精神强于日本(笔者3次参加对越边境作战，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有限规模的战役战斗，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关键是中日民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情绪，仗打起来很可能失控，如果进入胶着状态，甚至是更大规模海空作战，就不敢言把握。因为，我们可存在几个软肋。
从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看。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弱化了精神，加之官员贪腐问题很严重，富人移民很普遍，也就是离心力很强，虽然习近平主导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声誉窜升，但要想一两年内消除沉疴，并不现实。在民族精神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一旦战争出现对我不利的局面，社会情绪注定会逆转。实际上，目前民众中的反日情绪并非成熟理性，更多是愤青化、暴民化，是从影视而来的印象所致。既然不成熟非理性，也就容易转换。比如到过日本的中国人，前后态度多有改变，包括在日本靖国神社泼油漆的“反日英雄”陈锦华，其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都直言自己的价值观在改变。
从中国大国战略与周边安全形势看。大国崛起有时一战定乾坤，比如英国歼灭西班牙无敌舰队，但如果准备不充分，败战必大大迟滞大国进程，这样的事例更多。虽然我们未必追求中日友好，但现阶段放缓对歭有利于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习近平将让中国强起来，这是大局，任何事情都不能也不应破坏这个大局。至于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不乐观，搞不好就会形成反中同盟。如上所言，不开战各国不会选边站，仗打大了，世界大国很可能向日本倾斜，这有西方根深蒂固的政治观、价值观、历史观的原因，周边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多向日本靠拢，这也是可以想像的。
从军事力量建设和打大仗打硬仗的准备情况看。较长时间来我军建设与国家建设一样，积累了很多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担任军队最高统帅后，开一代新风，全军官兵真正看到了希望，同时新一届军委领导集体的执行力与务实精神也让全军为之一振，比如过去演习变成演戏已经和正在改观，但要想在一年多的时间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好，同样不现实。再加上我军长期远离战争，缺乏现代战争的实战经验，包括相应演练也有缺项，这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王歧山书记有个思想观点很有启发，能在一届任期内解决好风气问题就很好了，军队作风建设与联合作战能力、信息战水平在新一届军委的努力下上一个大台阶，就是强军目标的有力推进，我们或许应当以这样的时间表来规划使命任务。当然，外部强加给我们战争，是另一回事。需要补充一点，中日作战不同于陆上接壤国家间的战争，此处损失他处补，空海作战，主要作战力量损失后，不仅是退出战争，而且是一二十年的时间无法恢复。
简言之，中日对决如果不可避免，也应当以时间换空间，给中央和中央军委一定周期的准备，消除旧疴，恢复生机，快速提升战力，保证决战决胜。
第三，中日紧张关系是否没有缓解的余地？
由于对日关系涉及到精神源泉，所以我们有意无意采取了仇恨教育，“抗战剧”充斥影视与此有关，再加上中日不和信息大量出现于媒体，甚至被发酵和放大，结果便形成当下奇特现象，谁理性地谈中日关系，谁注定挨骂甚至受到网络围攻，而谁批日本批得凶，谁就赢得掌声，如此下来公众人物与政治家都主动被动地参与到反日大合唱。由此让人产生中日矛盾难以化解之感。
其实，这也是表象，情绪化的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只要中央政府有意引导，改变当下汹涌民意并不困难。回顾历史，中日两国从建交到上个世纪80年代，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稳定甚至友好。特别是1984年我35周年大庆，胡耀邦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震动日本朝野。当时日本获得消息后几乎不敢相信，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直感慨中方大手笔、大胸怀。当时日本选出的3000名青年，包括了47个都、道、府、县的社会各界。在中曾根康弘访华团的送行会上，他向日本青年们呼吁：日本青年要以双倍的力量紧握中国青年的手，以双倍的声音同中国青年同声高唱。较长时间里，中国人很喜欢日本家用电器，日本电影、日本歌曲在中国很在市场。这期间南京大屠杀、钓鱼岛没有多少人关注，更少有人提出抵制日货、索要战争赔款。
为什么后来恶化了？日本右翼势力与美国插手难辞其咎。如果只是从自己方面分析，应当说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有日本研究专家分析认为，从1972年到2000年的中日重要文件签署中的历史问题处理的情况。中国对日本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是由软变硬，由模糊变明朗，由暧昧变得坚实，这个过程与中国综合实力渐强有关，与中国对日本的经济依赖度下降有关，与大陆与台湾不再紧张和敏感有关。总体而言合乎规律，并且这个趋势还将继续，毕竟大国博弈根本源于实力。又是因此决定了中国在中日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如果我们愿意，为了战略利益调整对日关系，包括国民情绪都非难事。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想实现战略调整，这又需要引导民意，只需要逐步释放下列信息：历届日本首相的对历史的态度，和具体认错情况作出全面介绍和分析；日本教科书与我国存在差异，其教科书并非国家统一编写和指定使用；靖国神社供奉的是日本200多年来战死的数百万军人亡灵，这与日本的神道教有关；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占全部援助总量的60%，达2900多亿人民币之多，包括首都机场、浦东机场在内的众多机场、港口、铁路都得到过日本的援助，等等。类似积极信息释放多了，民众的情绪和观念会发生变化。
这里特别强调一点，政府不能过度为民众情绪所裹挟，要有主导力。钓鱼岛之争乃至中日对歭，同样属于政治游戏，因此我们必须做到借助民意而决不能为民意所困扰。
基于上述分析，我对日总体战略可确立为：不撤火，不加温。保持胶着，适度压力。国际突出宽容姿态，国内实行舆论引导。为未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争取更大腾挪空间。为了达成这样的战略目标，可考虑在较短时间内，由习近平主席就对日问题作一次全面阐释，为中日关系和未来发展定调。时间节点可选择某一国际场合；邀请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日本政要、在野党领袖访问中国过程中，等等。
谈话重点包括：一是中日关系对国际和平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中国领导人的世界观与大局观，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二是对中日历史问题作出重申和打结，指出中日走出历史，面向未来的路径。明确对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的态度和原则，为今后不再围绕一个个内阁成员的行为和态度表态。对日本反省历史的要求，坚持虚实结合，不提新要求，只强调对历史承诺的尊重。也就是对1972年9月中日签署的建交公报中明确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所说的，“我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如有可能，签署第三个中日联合公报。三是对钓鱼岛问题明确态度，同时提出妥协方案。这个方案尽可能借助历史打结换取日本让步，目标是回到日本政府购岛前的状态，争取有所进步。同时明确我们的态度，维持1978年8月中日签署第二个框架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邓小平所提出的，钓鱼岛问题留后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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