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走势中的三大悖论
文/陈季冰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经济决策者和市场参与者都认为，全球经济的现状十分“不对劲”。但究竟不对劲在哪里，各种诊断和药方则是莫衷一是。
不论是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使用的“新平庸”，还是曾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和总统经济顾问的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所称的“长期停滞”，亦或是知名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定义的“亚健康”……这些词汇表达的都是对经济现状的失望、迷惑和担忧。
自从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在上一次“大萧条”之中横空出世以后，虽说不同学派基于不同分析框架对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和主张，但宏观经济学本身的一些基本定律一直以来始终被奉为金科玉律，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然而这一轮“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走向，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过去的惯常轨道。许多信息似乎都在表明，我们目前正处于新的宏观经济时代，那些旧有的知识已经或正在变得过时。
在上一篇文章(陈季冰《全球经济：缓慢和乏力的复苏》，见2016年2月15日出版的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中，我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横向视角对全球经济的艰难复苏现状作了一个概述。在本文中，我会再以纵向视角来对当前经济中的几个主要悖论进行剖析，它们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这个新宏观经济时代的基本困境。
流动性泛滥背景之下的通货紧缩威胁
当前全球经济的首要隐患便是通货膨胀率如此之低，以至于除了俄罗斯和巴西、阿根廷等少数几个已经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外，全世界大多数经济体都有滑向通货紧缩的显著风险。但令各界困扰难解的是，各国央行在过去几年里已向市场注入了天量流动性，利率也大多降至历史最低点。
在美国，虽然美联储已于去年12月作出了近10年来首次升息的决定，但这一决定之所以备受争议，而且等待了那么长时间，正是因为美国的通胀率一直远远达不到联储认为合理的2%的水平。许多分析人士甚至还认为，美国的通缩趋势已经抬头。
欧洲的形势更加令人担忧，欧元区的整体通胀率连续两年位于“危险区域”，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已出现明显通缩，德国的指标国债收益率也跌至低于1%的纪录低位。过去一年里，欧元区的核心通胀率经常为负值。尽管欧洲央行已于去年将存款利率调降至负值，并加码了印钞规模——即类似于美联储此前的债券购买计划(QE)，但这些措施迄今都未能有效推升通胀率。
对日本经济来说，通缩是一个持续了20年的沉疴。“安倍经济学”的大规模印钞计划推出之始，日本通胀率曾经出现过昙花一现似的短暂攀升，但只持续了没多久，长期通缩的幽灵再度回归。这迫使日本央行在上月开启了史无前例的负利率货币政策。
其他重要经济体，如中国和英国的通胀率也都徘徊在多年低位。
对传统经济学来说，通货紧缩可以说是最避之不及的一种宏观状况。经历过大萧条和凯恩斯主义的洗礼之后，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通货紧缩会比通货膨胀对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持续的通货紧缩所造成的预期会严重扭曲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当所有人都认为物价会下降时，消费者会尽量将所有并非必需的消费支出延后，而企业宁愿手持大量现金也不愿轻易扩大投资……这将形成一个使经济越来越冷的恶性循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宏观经济学中还有一条定律，那就是一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状况与其内部的货币流动性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简单地说，物价上涨是因为发钞数量超过了实物财富的增长。由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创立的货币主义经济学派甚至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然而事实是，自2008年末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的官方干预利率都一直接近于零，2011年，欧洲央行曾勉为其难地把利率提高到1%以上，但随后又不得不调回至零附近；英国央行的基准利率目前是0.5%，这是自17世纪以来的最低记录；过去20年里，日本央行执行的利率一直接近于零。不仅如此，各国央行还普遍开闸释放流动性。
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市场上钱多得似乎满溢的情况下，全球各地的物价却不涨反跌！国际闻名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上月在达沃斯论坛上称，目前这种全球性的通缩环境，只有在80年前遇到过一次，眼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在索罗斯看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以及各国的竞争性贬值，是全球通缩的三个主要源头。但这一分析可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认为，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少数有钱人有钱而不花，多数穷人需要花钱却没有钱)、劳动力增长放缓及劳动生产率提升变慢，以及技术进步所需实物资本数量的减少(Facebook的市值是通用汽车的5倍多)等都是导致通货紧缩的因素。
作为物价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油价格的急剧下跌被认为是拉低全球通胀率、进而引发通货紧缩的罪魁。一般分析认为，石油价格下跌是更广范围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一部分，而其主要原因是由这些原材料的最大进口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所引领的一轮景气周期业已终结。实际上，像铁矿石、铜和其他有色金属这样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行在更早之前就已开始，它们的价格近期都已降至6、7年来的最低水平。
未来，强势美元的回归可能还将给油价增添另一个不小的空头压力。因此，当今世界原油供应市场上最有发言权的参与者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阿里·欧·纳密曾悲观地估计，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原油价格跌至每桶20美元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也的确看到，即便近期沙特阿拉伯等逊尼派主政的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出现严重紧张，海湾地区剑拔弩张，这些地缘政治风险也没能阻止油价继续下滑的态势。
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之前的定量研究表明，当石油价格每桶低于60美元时，就会有13个欧洲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为负数，或至少暂时为负。饱受通缩之苦的欧洲和日本的央行行长们担心，如果油价长期维持在这么低的水平，甚至继续下跌，那么自己作出的所有意在推升通胀率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而宏观经济也将深陷于长期低迷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当然，石油价格下跌将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将在以后的文章里专门讨论。
债务膨胀背景之下的需求不足顽症
如果说当前世界经济百病缠身的话，那么它最显著的症状便是需求不足。
事实上，无论美国、欧元区还是日本，全球主要的富裕经济体都患上了这种“慢性病”，欧元区和日本在这方面的病情尤为严重。就连增长率高得多的中国近年来也出现了明显的需求不足征兆，而且，随着高得不正常的投资率逐步下降，进入“新常态”以后的中国经济的需求不足问题可能会日益加重。
守护着全球经济中唯一亮点的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 (Jack Lew)曾焦虑地说，“需求增长疲弱是很多国家经济持续表现欠佳的罪魁祸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则在一年多前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影响今天全球经济的症候可以用两句简单的口号表达，其中之一就是：“需求，需求，需求！”
常规的解释是将这种需求不足归咎于债务危机之后西方各国政府不得已而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眼下欧元区是面临需求不足最严重的经济体，而它恰恰也是采取最严厉紧缩政策的经济体；相对而言，美国的紧缩力度最小，经济表现也最好。德国政府、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及其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为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力主大规模削减公共支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振兴日本经济的“安倍经济学”虽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其中的第二支“箭”，即通过提高消费税来整固财政的方案，也被认为是射错了方向，致使日本经济增长在昙花一现后重新陷入低迷。
按照这一逻辑，过去两年多，从美国政府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从二十国集团G20再到经合组织(OECD)，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施压那些国际收支有盈余以及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常常指拥有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的德国——增加支出以刺激经济和就业增长，并敦促各国政府不要过度紧缩预算而导致经济成长受到抑制，
为了尽早摆脱金融危机的种种后遗症，各国政府财政部门和央行迫切希望将宏观政策调回到正常状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应该的，但经济复苏强劲增长是实现财政整固的最好途径。因此，G20财经领袖们认为提振投资是当前世界经济的关键所在，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增加投资确实能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国过去10多年的情况就是有力证据。
实际上，饱受基础设施老旧之苦的西方国家也的确有在这方面增长公共支出的迫切需求。考虑到当前实际利率如此低，借钱几乎不需要支付什么成本，像德国和英国这类拥有最高债券评级的国家举债投资基础设施也是一件十分划算的买卖。至少，在短时期内将赤字水平提得更高一点不至于有太大的危险。而对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些投资有助于消除它们的基础设施瓶颈，为中长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不过，以德国为首——英国经常紧随其后——的“紧缩派”(从其主要政策主张看，亦可称之为“结构性改革派”)仍在全力抵御上述要求扩大公共支出的财政刺激方案。这是因为，紧缩派对全球需求不足的成因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首先，他们认为，全球经济当下所面临的长期需求不足是去杠杆化的结果，而去杠杆化既是被动的，也是必须的。他们指出，金融危机之前的需求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当时的市场需求高度依赖于私人和公共债务的积累，而这些债务又与房地产等市场的资产泡沫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它造成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本身又是对这种依赖于债务泡沫的不可持续的“需求”的强制性挤压。现在不认真吸取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反而要求进一步扩大债务以刺激需求，岂非饮鸩止渴？
其次，即便公共财政刺激能够带来短期增长效应，但这种由政府而非市场主导的增长也注定是低效和充满浪费的，它不能替代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按照这种观点，萨默斯等人提出的大规模政府支出只会拖延债务危机的爆发，相当于给危机判一个很长的缓刑期，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反而很可能造成新问题。在紧缩派看来，中国的例子所揭示的恰恰是相反的道理：即中国过去10多年里的增长驱动力是快速信贷积累和超高投资率，此二者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自身也已经反思过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寻求转型发展，这是明智之举。
最后，当前的需求疲弱可能是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变化造成的，其中包括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全球化的深化、全球性的贫富差距加剧、技术创新，以及金融部门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等因素。这是新的时代中出现的新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解决方案已经失效，需要有对症下药的新药方。
支持紧缩派所力主的结构性改革的最有力证据是对后危机时代全球债务状况的分析。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虽然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通过前所未有的超常规“救市”政策让世界逃过了又一次大萧条，但这些政策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治愈得病的经济体系，帮助经济增长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相反，超常规财政货币政策通过推高资产价格，还助长了不平等等一系列新问题。债务问题也没有解决，只不过从私营领域转移到了公共部门而已。
实际上，8年来债务总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麦肯锡(McK-insey)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自2007年以来，全球债务增长了5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5.3%。如果不计入金融业，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债务与GDP的比例减少了，14个国家平均负债率(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超过50个百分点，英国和西班牙的债务已经翻了一倍还多。
若从新世纪伊始的2001年算起，当时全球债务总负担(包括私营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60%，到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已升至近200%，而到2013年更是达到215%。其中，仅公共债务占全球GDP的比例就达到了80%，按照现任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的说法，“几乎达到了经济史上导致普遍主权违约的水平。”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建议，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它很可能酿成一场新的债务和金融危机。
技术进步背景之下的生产率增长停滞之谜
当前世界经济中另一个更深的悖论是，一方面各个领域内的技术进步似乎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几乎全球范围都出现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的趋势。
这一趋势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出现。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Con-ference Board)的报告称，自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已从每年接近2%降至大大低于1%的水平。美国和英国的生产率已有10年未出现改善。就全球而言，2014年劳动生产率增速降至2.1%，而从1999年到2006年的年度平均增速为2.6%。若按经济学家用以衡量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简称TFP)来看，1999年到2006年间全球年均增长1.3%，2007到2014年则降至0.3%。近年来，全世界唯有印度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有所加快。
这种趋势若得不到扭转，将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经济增长固然可以通过增加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来取得，但这种增长只是简单重复；中长期来看，只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增长——亦即能够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增长。可以说，是TFP最终决定了人均收入的增长与否及增长速度。以中国为例，近年来，中国90%左右的增长来自于资本累积，而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已高达50%左右，TFP则几无提升。这样的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一国已拥有的资本存量越多，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益就越低，这也就是近年来中国经济虽然看似依然在快速增长，但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源。因此，进一步的增长必须依赖新的动力源泉，而提高生产率是必由之路。
如果世界无法重拾以前那么快的生产率增长，那么经济增速就会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人们就无法再指望将来生活得比现在更好，下一代比自己收入更高。不仅如此，政府的税收也会因此停滞不前，公共财政的稳定性必然随之降低。萨默斯等经济学家宣称的世界经济已陷入“长期停滞”，深层原因就在于此。根据麦肯锡公司的估算，为了完全弥补未来50年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就业增长放缓的影响，发达经济体若想要摆脱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窘境，生产率增速将至少需要比过去半个世纪快80%。
正因为如此，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及美联储等近来已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上。去年英国大选以后，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也将提高生产率列为新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通常的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主要是缘于缺乏冒险活动、研发支出较低、技术应用变慢以及劳动市场缺少灵活性和人口的老龄化。就美国而言，平均学历水平衡量的劳动力人口素质不再快速提升，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接受的教育，并不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好。此外，这还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暂时性增长红利逐渐减退所导致的。
还有人指出，在英美两国，创新放慢可能与盛行于大公司的奖金文化密切相关。因为公司发放给管理层的奖金往往与企业的短期利润及股票市值高度挂钩，这严重抑制了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以求提升长期竞争力的动力——数据显示美国非上市企业用于研发的投资支出是上市公司的两倍。
较为乐观的观点则认为，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糟糕数据只是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暂时性后遗症，因为全球需求下滑暂时性地打压了公司投资新设备和新技术的意愿，一旦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很快就会回升。但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生产率下降的趋势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已出现。
另一种更加乐观的观点认为，将生产率作为生活水平衡量指标的看法如今已过时，因为在教育等公共服务中，质量很难衡量，而在许多消费者技术中，进步也很难捕捉。例如，10年前与Skype功能相同的产品贵得离谱，而如今却是免费的，这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却对GDP数据无益。因此，消费者看上去实际收入并未提高，日子却更好过了，原因或许就在于统计失灵。
但不管怎么说，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越来越慢，竟至于止步不前，这种状况在过去200年里可能还是头一次发生。而这种状况发生在一个各种新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新模式层出不穷、各种创新活动以让人们来不及喘息的节奏前所未有地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代，就尤其令人费解。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似乎也只能通过提高教育普及度、改进教育质量及创造更有利于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来勉力扭转这种让人感到沮丧的现状。
来自全球化、金融稳定和地缘政治的风险
当今世界经济中还有其他一些令人困惑的悖论，只是其对经济整体的重要性较之上述三大悖论稍微低一些，因而更容易为人所忽视。
例如，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存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来自任何一个地区的冲击都将波及全世界，其影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要比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时更甚。IMF的研究表明，当下美国与亚洲之间的股市关联度为81%，而2003年时仅为42%。与此同时，过去10年间，外部冲击对于全球工业生产的影响程度也从30%上升到了40%。
但另一方面，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若从贸易的角度看，全球化陷于停滞状况。以前，如火如荼的国际贸易经常是扶助全球经济度过难关的主要积极力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世界贸易的增速差不多是全球经济增速的两倍，但这一引擎的动力如今正在接近耗尽。WTO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已连续3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球贸易仅增长2.8%；OECD给出的数据更低，只有2%，是过去50里年的最低水平。另据IMF的数据，2016年后的10年内，全球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将仅有4.2%，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10年里，这个数字是6.7%。
世界贸易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风向标，2015年里出现的一个最令人关注新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率为1.4%，仅有发达国家3.1%的一半都不到。这是20多年来的第一次，意味着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世界经济新增长动力可能正在渐渐熄火。
世界贸易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首先，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得全球需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国内需求异常疲软，进口不振；第二，“世界工厂”中国的解决模式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它所延伸出来的遍布全球(尤其是亚洲地区)的供应链和分工体系目前正在收缩；第三，经济状况的不佳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紧张，它们反过来又抑制了贸易增长。
而关于金融风险，本文之前多次论及，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程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高，稳定性甚至不如危机爆发之前。目前，股市、债市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蕴藏着很大风险，相关债券违约事件大面积出现的概率非常高，市场流动性降低的危险苗头已经显现。其中，影子银行所积累的金融危险尤其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过去半年里，IMF已多次警告，如果各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对市场稳定风险应对不当，世界可能陷入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衰退。其总裁拉加德也一再呼吁各国金融当局加强现有的“安全网”——从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额度，到获得多边贷款机构信贷额度的渠道，从而为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新兴经济体爆发危机做好准备。
2015年5月，来自汇丰银行(HSBC)、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瑞银(UBS)和贝莱德(Black Rock)等多家全球顶级金融企业的高管罕见地发布联合声明，敦促全球各国政府加强危机防控方面的准备。更为罕见的是，这些金融行业大佬在声明中指出，他们强烈担心超低利率导致金融体系面临的不稳定风险增加，并支持当局加强金融监管。
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货币当局都已经将宽松货币政策用至极限，一些经济体甚至已经出现负利率，未来如果危机重现，无论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是日本央行，能够用于应对的政策空间和弹药已接近枯竭。而且，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长期化，已经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后遗症，金融风险堆积正是其中之一。因此，寄希望于仅靠货币政策重塑全球繁荣是一厢情愿，然而，在经济增长如此疲软、通胀率地刺之低的情况下收缩货币政策，显然也是不可行的。此外，全球货币政策的不同步(美国已开始转向收紧)有可能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它将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异常流动，从而在新兴市场引发金融动荡。
只能说，未来结构改革的任务艰巨而繁重。
最后，空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全球治理真空可能是压倒经济的最后、也是最重的一根稻草。
欧元区解体和英国退出欧盟、极右翼势力登场和美国大选诞生黑马、东欧新“冷战”和东亚危机加剧、中东乱局加剧和恐怖主义升级……这些潜在可能的风险都表明，目前是二战以来全球政治格局最不稳定的时期。而颠覆性技术变革的出现以及经济不平等恶化所孕育的全球性的反精英民粹主义思潮，都将严重削弱政府权威，威胁社会稳定。
因此，今年1月中旬达沃斯论坛举行期间，论坛组织方明确称，国际冲突风险是国家和企业未来10年面临的最大威胁，超过了对经济的担忧。前文谈到的斯蒂格利茨的那篇专栏文章中列举的影响当今全球经济的两句简单口号，其中放在“需求，需求，需求！”之前的是：“是政治，蠢货！”
结语
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信誓旦旦地承诺，通过加大结构改革和对外开放力度，争取到2018年将全球GDP产出额外提高2万亿美元，亦即2%，并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
现在看来，峰会通过的“布里斯班行动计划”口惠多于实质，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政府的决心，而在于本文开宗明义已经指出的，我们很可能正处于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时代，经济状况是异乎寻常的。过去的那些解决方案已经失效，新的疾病需要我们寻找到新的药方。
但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或许仍然值得重视：政府所能做的，是降低危机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和灾难，而不是妄想“管理”好市场。
刊于2016年2月22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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