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潘小梅和父亲在天安门前的合影照片。王嘉宁 摄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王海涛
走完短暂的一生10天后，潘小梅的故事和照片出现在2014年11月17日北京的报纸上。
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可能从不看报纸，可能永远不相信自己会成为一篇报道的主角。
《潘小梅的最后一班地铁》，刊发在新京报的人物版上。10天前的11月6日，她在北京地铁惠新西街南口站换乘地铁的时候，被夹在地铁车厢和屏蔽门之间，不幸身亡。她的意外死亡，当天引发巨大关注。但在悲剧发生10天后，如果不是这篇报道重新提起，可能很多人已经忘掉了她。
这篇报道，描绘了潘小梅灰色的人生：生在农村，小学5年级辍学，外出谋生，种过菜，当过服务员，最后做手机销售员；婚姻不幸，离异，有一个7岁孩子，在老家跟着老人生活；在主城区的公主坟打工，住在遥远的天通苑；每天靠地铁上下班，下班后在街头摆摊继续挣钱。
当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突然在报纸上，并被大篇幅的报道，基本上是因为这个人，发生了耸人听闻的悲剧。根据我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一个小人物突然被媒体聚焦，大多是以惨烈的方式，向世人讲述一个意外的，离奇的故事。
潘小梅的死亡就是一个意外、很离奇的故事。她被挤死在“夹缝”里，屏蔽门和地铁车厢之间的夹缝。她和很多人一样，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的“缝隙”里——远离家乡，为了更好的生活，漂在北京。
城市足够大，就会有很多的缝隙。北京的缝隙吸纳了很多人，缝隙与高楼大厦一样，也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缝隙里，阳光很少能够照射到，但里面生活着的人们，照样追逐梦想。
潘小梅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缝隙中人。她租住在400元的不足6平方米的房子里，她惦念着孩子，却只能把孩子留在老家；她拼命挣钱，希望“挣够”回到老家。她的计划是，明年就回家乡，在老家的县城找个月入两三千元的工作，带着孩子在县城上学。
但说实话，如果不发生意外，我怀疑她明年能否按照计划回家。尽管生存艰难，但她已经嵌入了这个城市，嵌入了这个城市的缝隙。
城市的缝隙，相对于贫瘠的农村，是更有吸引力的。潘小梅在北京卖手机，做得好的话，可以月入7000元，她还能趁着晚上的时间摆摊挣钱。突然回到老家的县城，一个月挣两三千，她会不适应的——在北京艰苦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在老家2年甚至3年的收入。事实上，她曾经回乡生活过一段时间，但“觉得挣钱少，又回到北京”。
从经济学上讲，告别这个城市，就相当于浪费生命——这是很多人，虽然谋生艰难，但不愿告别大城市的原因。这也是很多人，虽然财务自由了，仍然穿行在这个雾霾之城的原因。
城市的缝隙虽然艰难，但从金钱上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有人说，人生就是修行；但其实，人生只是生意。
挤惯了城市的地铁，不可能觉得空旷的农村或县城舒服。对于潘小梅这样一个生于偏僻农村、小学文化的女子，能够在北京打拼出7000元的月薪，她基本上已经竭尽自己所能，过上了“最好的生活”，这个城市已经让她相当“成功”了。
因此，她迟迟没有“回家”，她留恋这个城市，尽管这里地铁拥挤，尽管下班的路漫长。她留恋这种夹缝中的生活，以至于她愿意付出与孩子长期离别的代价。她愿意，每天走在拥挤的、漫长的道路上。
走在拥挤的、漫长的道路上，不只是潘小梅的生活方式，这是相当多人的生活方式。
并非你收入更高一些，并非你学历更高一些，并非你在写字楼里工作，你就逃离了“缝隙”和“夹缝”。你的幸运，是明天可以继续走在一条拥挤的、漫长的道路上。
只是潘小梅，意外地陷入“地铁的夹缝”，以一个意外的悲剧，逃离了“生活的夹缝”：她再不用下班后争分夺秒地回到租住地摆摊挣钱，她再不用夜晚街边摆摊时担心城管突袭，她再不用纠结于是放弃北京还是放弃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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