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凭什么这么相信我？猜猜看，这种反问出现在何种场景中。不是日常生活，不是让陌生人保管物品，而是官员面对组织部门调研时的反问。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近日接受采访时讲了一个故事：中组部曾来济宁调研干部制度，他向来调研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凭什么这么相信我？”他认为，人是感情动物，是有私欲的，把人放到一个位置上，赋予他一个无边的权力，实际上是把他放在悬崖边上，这是非常危险的。
弄明白了，原来是请求组织千万别相信他个人的道德自觉和自律，而要约束他手中的权力。――这是官员非常罕见的反问，我们倒是听惯了官员相反的反问：你们凭什么这么不相信我？又是拍胸脯，又是表忠心，又是对天发誓，证明自己品性道德的“可信任性”，追问别人为什么不相信自己。
其实，那种“请你相信我”、“凭什么不相信我”之类的承诺和自证是很无力的，“凭什么这么相信我”才是贴近现实、合乎人性的追问。这位市长的意思是：好人坏人都是靠不住的，信任永远不能建立在对个人品性的相信上。凭什么相信呢？只有以“不信任任何人”为起点，然后用制度去防范人性的恶，防范人的贪欲，把每个人想象成随时会滥用权力的无赖，才能有一个可控的结果。
市长让组织部门别相信自己，不是说自己是坏人，而是说要用制度遏制每个人的贪欲。赋予一个人强大的权力，却又不去监督他，这种放纵是把官员置于了随时会滑向腐败的危险境地。市长“求监督”，其实是在保护自己，使自己免于走向那种危险境地。
这位市长的言论，获得了其他人大代表的点赞，大家都觉得，作为一个市长能这样说，能有这种认知，非常不容易。很多官员都迷恋权力，寄望于更大的靠山、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官位，才能获得一点儿安全感，他们追求的是“不受监督”的安全感。可从周永康到徐才厚，再到苏荣和令计划，他们的位置够高的吧，可获得“安全”了吗？无限的权力不仅得不到安全，恰恰是危险的根源，把权力关进笼子，让腐败之手被捆起来，那才是真正的安全。东窗事发后锒铛入狱，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唾弃的对象，什么都没有了。不能等到腐败落马后，才在法庭上哭诉“为什么不监督我”、“为什么放任我走向堕落”、“如果我第一次收钱时就受到警告就好了”。
政治发达的国家，在制度设计时常遵循“无赖假设”，把每个官员想像成无赖去防，而政治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都把官员想象成在道德上能自觉“甘当人民公仆”的天使，可结果却成了一坨坨的无赖。
想起全国政协葛剑雄的经历，现在他是中国最像议员的政协委员，当时他还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在2009年的时候就把图书馆的经费开支全部对外公布了。为何要公布开支情况？葛剑雄说：钱少时腐败不起来，然而钱多了制度却没有跟上来，公开财务支出的目的就是为防止腐败，他强调说“我这是在救自己”。他解释说：购买图书时产生的回扣一直以来是行业惯例。出版社卖书给书商会打折，书商卖书给图书馆也会打折，但账面上的售价却是按图书上的标价进行销售。这样产生的回扣一年可高达几百万。
一年回扣可高达几百万，多少人能经受住这么大的诱惑，对自己稍微放松一下，手稍微伸长一点，就轻易下水了。所以，葛教授立刻说：我说这不行，这样的话，我没几天就要犯罪了，非取消不可。他知道靠自己的自律可能抵制不了诱惑，于是就通过公开，让别人的眼睛来监督。经费开支全都公开，众目睽睽之下，自己想腐败想拿回扣也拿不了。
这是通过公开回答了“凭什么这么相信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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